作者:■本报记者 徐思佳

　　

10月23日，在韩国庆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与会者承诺避免出现“竞争性货币贬值”局面。

　　与会国家承诺暂时放弃汇率战，减少汇率过度和无序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采取竞争性贬值措施。

　　然而，汇率战的症结没有消除，那就是美元贬值问题。美联储又一阶段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在即，中美双方的汇率交锋还将不可避免。事实上，市场在G20公报发布后的第一反应是加紧抛售美元。

　　因此，有市场人士指出，二十国集团（G20）上周末达成的协议很可能导致汇率战升级而不是缓和。

　　G20公报憧憬完美市场化汇率机制

　　庆州会议共识有三个主要关注点，基本覆盖了当今全球汇率争议的主要方面：首先，发达国家需警惕汇率过度、无序波动，从而帮助新兴经济体应对热钱流入难题。这一共识的实际针对者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滥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贬值已经给新兴经济体造成泡沫压力。

　　共识的第二大关注点是，各国应逐渐向市场导向型、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政策靠拢。对中国来说，这一趋向将使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日益加大。

　　共识的第三大关注点较为隐性，对一些国家近期的汇率干预措施庆州会议并未作出明确表态，这实际意味着G20对一些国家的短期汇率干预或资本管制措施采取了默认态度。主要经济体中，除了日本六年来首次直接干预汇率外，韩国、巴西等也在研究或已经出台相关资本管制措施。

　　从表面上看，庆州共识憧憬了市场化汇率机制的完美，“汇率战”似乎可以避免。然而，由于会议并未拿出约束性措施，因此或许无改于汇率争端的既定发展趋势。因为汇率战的症结没有消除，那就是美元贬值问题。

　　美元贬值意味着曾经干预过外汇市场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货币将再度上涨，带动它们的出口商品涨价，迫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再度干预汇市。如此一来，一度暂时熄火的货币“汇率战”将再次战火重燃。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拥有份额将升至第三位。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二十国集团同意将逾6%的话语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这是一次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权力的让渡。当然，美国的否决权依旧无法撼动。有评论认为，这次美国基本没吃亏，中国有所得益，日韩欧都有些失意，全球经济生态还是丛林法则，美国丢个萝卜给中国后面肯定有说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为此特意指出，中国份额上升是各成员国共同协商的结果，所以不应该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中国不能接受以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承诺，来换取在IMF的话语权。另外，中国也绝不能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或者《卢浮宫协议》那样的双边或者多边的汇率协议。

　　汇率战没有赢家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对庆州会议达成的共识以及下月的G20会议表示乐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现在处于“两难”，这将使得美元疲软的态势持续，因而汇率的全球之争还将不可避免，甚至会愈演愈烈。

　　向松祚认为，一是财政政策的两难。金融危机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财政赤字以维持经济的复苏，有些国家早已超过了3%的警戒线，其进一步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不足；二是货币政策的两难。现在全球货币供应量泛滥，不过一些国家经济却依然非常萎靡，货币并没有创造真实的信用。

　　汇率的动荡和各国围绕汇率的争端，导致各国上演了“汇率战争”。开打“汇率战”的根源就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都存在复苏速度和力度的差异，因此必然会导致各国间不同步甚至相反的宏观政策选择。无论是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中国的渐进汇率改革，还是日本的直接干预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各国经济环境利益作出的选择。

　　向松祚称，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抢夺有限的市场需求，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每次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政策。从这三个历史上的货币竞相贬值可以得出几个教训，一是与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一定会带来贸易争端和资本市场管制，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都会跟踪而至。二是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复苏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没有一个国家走出衰退是靠玩弄汇率实现的。

　　人民币被低估还是高估

　　细看汇率问题，实则为美国等贸易逆差国家对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施加货币升值压力，触发了当前的汇率纠纷。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引致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成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汇率严重低估，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美国为此提出，要对操纵汇率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制裁。

　　在庆州会议上，美国财长盖特纳甚至建议对各国外贸盈余设上限。不过，此举不仅遭印度及俄罗斯等新兴国反对，连坐拥贸易盈余的七国集团（G7）两大成员德国和日本亦开腔说“不”。缺席G20财长会议的巴西财长说美国才是解决汇率问题的关键，而非中国。

　　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表示，汇率机制并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灵丹妙药。他分析说，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美元的比率就升值（1970年为360：1，1984年已升值到231.01：1），在15年内日本的对外贸易有5年逆差、10年顺差，但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的257.68：1升值到2009年的93.72：1，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却连续15年没有发生过逆差，同时，顺差额也有扩大的走势。显然，日本从1970年以来的30年实践也没有证明汇率机制在国际贸易中的神奇作用。

　　此后，在1994年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基本处于贬值走势（从1980年的1.4984：1降低到1994年的8.62：1），但在这15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9年处于逆差状态，只有6年为顺差，并且逆差总额明显大于顺差总额。2005年7月，中国迈入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快速上升（从2004年底的8.28：1升值到2009年底的6.83：1，升幅高达17.5%），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却大幅增加。

　　这些都说明，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因素，并非唯一因素，更不是根本性机制。分工协作、比较成本、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间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等，也对具体国别（或地区）间的国际贸易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是一个汇率机制所能替代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达国家将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从而对应的技术等资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也不是简单运用汇率机制就能改变的。

　　美国投资公司的GMO爱德华·钱塞勒就认为，人民币其实是被高估而不是被低估的。他表示，本次金融危机显示，很多西方国家在前几年就已经形成房地产泡沫、信用危机、低储备率和财政赤字等问题——而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却在那几年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中国前几年靠出口引领经济增长。由于专注于国内投资和出口，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冲击。

　　“投资公司的一些分析师普遍认为，人民币其实是被高估而不是被低估的。”钱塞勒说。

　　向松祚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不了自身的困境，所以就都盯上了中国，强迫人民币升值，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占全球的份额大。希望中国能让出一定的份额，人民币成为一个替罪羊。

　　他认为，面对中美这场汇率战，需要有长期准备的意识。中国与其他国家要达成共识，要寻找伙伴，分化、瓦解美国建立国际同盟的意识。“欧洲的很多国家由于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并不同意美国的这种做法，中国应该去向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