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

　　马连鹏　　似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幸福”都会是一个富有魔力的字眼。小说开头，玛丽陷入绝望，几乎自杀，后来又陷入“荣誉谋杀”的阴影，命悬一线，在结尾，她终于逃离死亡的阴影，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希望——“真主是爱我的”。据作者李凡纳利说，这整个过程，就是他所想要表达的幸福——从绝望到希望，拥有了坚强与快乐。

　　或许，这就是幸福的真谛，简单、纯粹而微不足道。相对于少女玛丽来说，突击队员西玛尔和教授伊凡寻找幸福的过程，则要艰难许多。作为战士的西玛尔，在作战中，有面对自己儿时好友、今日敌人的米摩时的痛苦——由于民族矛盾，库尔德游击队与政府军常年作战，状态有如当年的中国内战，许多好友都不得不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以至你死我活。而回到家中，不可思议的“荣誉谋杀”的家族传统，又要让他去杀掉自己喜欢的堂妹玛丽——爱，限于世俗和压力不能表白；恨，限于亲情和愚昧无处宣泄——与其说他追求的是幸福，倒不如说是解脱。

　　回过头来看伊凡教授，在世人眼中功成名就的他，应该是幸福的典范，也是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分享幸福的希望。然而，小说刚一开始，他就陷入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知识分子的清高、责任感与他生存现状的矛盾一发不可收：在电视台做有收视率却无聊的电视节目，在学校对一无是处的系主任谦卑有礼，与爱慕虚荣的妻子一起出入社交晚会——这一切，已经和他当年出国时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为了这一切，他当年甚至都没有出席父亲的葬礼。

　　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放逐——独自驾驶帆船开始了沿海岸线的“幸福之旅”，漂流世界，写成他酝酿已久的小说式历史作品。直到遇到西玛尔和玛丽，才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男女的生存困境，以及他未来的责任。

　　所以，他们的痛苦与物质无关，无论是贫穷的玛丽和西玛尔，还是相对富裕的伊凡教授，他们痛苦和幸福感的缺失，都是精神上难以获得解脱。在伊斯坦布尔，传统的道德习俗成为了束缚人性的枷锁，而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使人们忘却了自我——这几乎是所有在贫穷中寻找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困惑。而不同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人们拥有宗教的救赎力量，在有形与无形之中，给苦难者以勇气与希望，给冲动者以当头棒喝，给迷惘者解脱超越。不得不说，有畏惧感和宗教情怀的民族，幸福更能持久和被尊重。

　　简单而真诚——无论是痛苦还是寻求幸福的过程，都是《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男男女女共有的特质。作为中国读者，我想都会为他们不懂得变通而可惜。如果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北京、上海，或者有人把它发帖到天涯、豆瓣，我想懂得变通的中国热心人一定会给出如下的指点：

　　1. 玛丽，处女膜修补只需要80元，完事后洗个澡睡一觉，早上起来去《非诚勿扰》相亲，有的是一大片的帅哥——年轻是女人最大的资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 西玛尔，老爸要你杀人是不会给钱的，所以亏本的买卖绝对不能做，等他死了，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不着急。喜欢玛丽，就大胆的上，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固然不能结婚，但又何必一定要在乎那张纸呢？至于孩子，你要喜欢的话，找个女人给你生一个就是了。

　　3. 伊凡教授，老婆是经济共同体，不要随便离婚，况且她的家世还很丰厚，如果实在感觉生活无趣，不妨就换个口味，去世博做一次“幸福之旅”。老婆要是问“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还爱我吗？”这类必答题，那就更简单——要去开会，等我在那边买到了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就回来，一生一世爱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样是在传统与现代激荡中的伊斯坦布尔，幸福虽然艰难，但却仍然可以期许。“爱　　不能”只是一种烦恼，可以化解，而“爱无能”才是真正的痛苦，无药可医。在电视台的男女众神大行其道的时候，“爱不能”只会被当做段子来讲，而如果有一天，电视台和夜总会一样成了夕阳工业，在破产之前又被政府以正义之名扫掉，主持人、明星和小姐一般的回乡务农，幸福，这个词，还能给满是“天坑”的土地一丝温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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