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为期4天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后金融危机时期召开的这次党的中央全会，受到了外界广泛关注，并被寄以厚望，原因在于，它审议的主题关乎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走向。

　　 即将成为历史的“十一五”，在过去的5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增长无须多论，在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指标相比，尤其有一个大的提高或突破。这是“十一五”时期进步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十一五”规划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些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有些甚至还有所加重。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的贫富分化还在继续加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未得到扭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所强化；结构失衡的状况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改进；腐败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社会信任断裂、阶层分化加剧，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矛盾构成了中国未来5年发展的瓶颈，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十二五”应着重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改革，放松对服务业与私营企业的管制，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等。事实上，在近期的讨论中，上述问题作为“十二五”规划应提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为此，需要明确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予以强调，并在政策和措施中予以体现。

　　 但仅有此是远不够的。上述目标和任务完成得怎样，关键之关键，其实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职能转变。因为对一个有着深厚管制传统的、又掌控着社会大部分资源，实质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的政府而言，其自身的施政行为，执政水平和能力，为民服务的意愿，以及权力是否受到监督等，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换言之，要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人民得以享受更大的政经自由，关键在于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法治的政府。所以，未来5年，必须加快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须有一个实质性突破。

　　 目前的问题在于，要政府放弃自身利益，主动改革，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或者通过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迫使政府做到：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加强社会自治，将一部分行政权转化为社会权力，使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结构。

　　 政府的变革也关乎政治改革的稳定推进。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全面推进政治改革难度很大，也有一定风险，一个稳当的切入口就是改革政府。这是因为，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不当和过度干预是造成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而政府的干预又来源于其权力过大，尤其是领导人的权力过大，因此，如何约束和减少政府的权力，将政府行为纳入公开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就非常重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未来5年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包括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内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对此，执政党和政府理应比旁人体会更深。所以，依靠经济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促进政府变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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