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专栏

　　前些年，许多读者一直都在关注着陈乐民、资中筠夫妇的文章，他们一个是欧洲学大家，一个是美国学大家，曾写出了不少说理启蒙、颇有影响的好文章。几近两年前，陈先生辞世，只剩下资老太太，还在一个人孤零零地不断写着。最近，有家出版社出版了陈乐民的遗著，收录了作者晚年病中随笔、日记及生前文章，披露了陈老先生在沉疴中的所感所思、对社会时事的忧思、对思想启蒙的思索以及对个人心路历程的总结。陈乐民平生为文，简洁明要，要言不烦，他是从李一氓那里，悟得了一条作文之道，那就是“删繁就简，难于锦上添花”，所以每篇文章，都力求言之有物，唯陈言之务去。内中的回忆、随笔、日记、信札，虽说文字很短，没头没尾，却字字玑珠，含义深远。书名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但对不少喜爱陈乐民先生的文章的人来说，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是他的收信人。

　　巧得很，在读这本书的同时，又读到了何方老先生悼念陈乐民的文章，知道了逝者的渊博学问，不只是来自他“走马灯似地上了四所大学”，而是在于他的学而不厌、钻研不辍，自称“无书便觉心慌，无书便觉无聊，是以嗜书如命，养成了手不离书的习惯。”何方回忆，不管处于什么环境，总能看到陈乐民在读书，即使和人谈话，手里也拿着一本什么书。一次到美国开会，他不喜外出参观浏览，却手握着一本线装书，一有空就开卷展读。陈先生患有肾病，每周需做血液透析三次，一下来就是十多年。何方回忆说，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陈乐民多次住院，都在人多杂乱的大病室，但他每次都要带上“功课”，借助病床上安放的吃饭小桌，在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中，旁若无人地阅读和写作。他的很多学术论著，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完成的。

　　对陈先生这封厚厚的“长信”，最让人爱读的，还是他的随想与日记，看似不经意的行云流水，却处处蕴藏着要言妙道，一言以蔽之，都是发人深思的启蒙文章。如“随想”所讲：

　　生活中越熟悉的东西越难捕捉，鼻子尖下的东西往往是最后看到的。人，是每时每刻都见到的，但最难了解。古今哲学家都越研究越糊涂。

　　中国哲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几十年没有大起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禁锢。当代中国无哲学，充其量只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两条为害甚为深远。一曰：“一分为二”，换言之“斗争”是绝对的，二曰“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而存在是第一性的”。凡有悖于此两条者均被责为唯心论，便不许其发展。……准此，不唯当代中国无哲学科研且中国古代哲学无一可肯定者。宋明无此类禁忌，故理学思辨性较强。

　　不仅哲学为然，举凡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皆然。数十年来数起数落，思想自由总不见容。

　　即便是他在医院里迷迷糊糊、半醒半睡的日记，对于当下浑浑噩噩、充满铜臭的世间，也不外是一副清醒剂，如他对个人自幼信奉水火不能相容的“主义”的反思：

　　一九四九年以后，迅速知“主义”之不可妥协，“阶级”之不可马虎；至于事实均所不顾，于是脱胎换骨，刮骨剔“毒”，数十年而未悔；中“主义”之毒不可谓不深矣。

　　何时能弃置“主义”一词，庶可彻底走出十九世纪之政治逻辑耶？十九世纪开“主义”之滥觞，其罪大矣。

　　何方笔下，陈乐民是一个具有我行我素、书生本色的人，他不攀领导、不傍名人、烦于交际、处世乏术、视钱财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他是欧洲学专家，专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就是探讨西方如何先进，中国何以落后。这样就不免引发一些盲目反“西化”的人的误解，甚至指着鼻子强烈批评与激烈反对。对此，陈乐民至死都是不改初衷的，这本遗著也反复申明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过反复地思索，很系统地思索，肯定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是最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