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9月22日11版已刊发《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后遗症”》一文，谈及2009年9.6万亿贷款与30%固定资产投资劲增之谜，以及由巨额贷款通过钢筋和水泥等堆砌而成的GDP所带来的后遗症。此为后续。

　　于学军/文

　　2009年，中国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实现了“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一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一马平川、高歌猛进，但真实的感受却并不顺畅。

　　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感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正逐步失去渐趋加快的发展势头，开始出现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却像一块石头一样紧紧压在我们身上。

　　因此，现在政府和银行中的许多人讲：虽然中央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但实际工作中却感到今年不仅最复杂，而且最困难。难处在于：2009年方向明确、上下齐心协力，因而工作好做，最终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2010年则方向感不明，各方面相对掣肘，总感到有根绳子勒着你，常常迈不开步，乃至不知所措。

　　真实情况的确如此。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不仅面临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问题，而且需要应对如何治理资产泡沫、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等难题，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局面，甚至有种不知云里雾里以及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之感。

　　具体分析，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所谓的“两难”问题，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

　　一是国际外围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这会使外需的拉动作用大为减弱。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大量举债刺激消费，并带动本国经济增长。而这种负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后还促使全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因为发达国家积累的财富雄厚，举债消费弥补了贸易逆差的缺口，这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

　　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全球这种危险的平衡关系，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进一步扩大债务用以刺激消费，致使消费市场持续不振，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困难。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之所以缓慢而艰难，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困局与难题。

　　2009年中国首超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国。并且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消费品为主，需要直接面对欧美等终极消费市场。因此，如果全球消费市场根本无法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规模和水平，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形成明显的制约。所以，我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以至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接近40%的高速增长，但那多半是由于上年同期出现负增长并致使基数较低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段时间需要重建库存的缘故。全年来看却未必乐观，下半年可能呈现明显的下滑之势。此外，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已升值18%多，这会给我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带来明显压力。

　　并且，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原来形成的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所以纷纷提出来开始重建实体经济。这种局面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遂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这也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为何欧美等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主要原因。

　　1.外需拉动减弱

　　欧美发达国家提出重建实体经济，必然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必将面临严重考验，这是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两难”的第二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与形成，在内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即“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已讲的很多，这里重点谈一个“大国经济”的概念：由于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民众吃苦耐劳，这就为中国工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中国在短短一二十年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资源过于深厚也压制了中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水平长期以来难以提高或升幅有限，并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体现为明显的成本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一个“中国价格”的概念——即世界上只要中国生产什么产品，其价格就会大幅下滑。因此，所谓“中国价格”实质上就等同于最低价格或最廉价商品。

　　在中国生产大量日用消费品并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全球贸易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放大，至2008年最高时竟然达到2955亿美元。另一端，美欧等进口商品的消费大国只能通过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支付（发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负债），从而求得贸易的平衡，这就是美欧等国主权债务为何连年大幅上升的原因。

　　伴随美欧巨额负债的不断增加，另外出现一个现象，就是21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已由2002年约2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1万多亿美元。短短不到8年中，全球外汇储备竟然增加了4倍左右。

　　所有信用发行的货币，都只是一个价格符号。这样，一方面因“人口、土地红利”等因素压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另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又以负债及货币发行的方式进行支付，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全球通货膨胀受压的情况下，负债总额却不断增多，而当其越滚越大时，就等于在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之外逐渐多增了一部分货币供应量；而这个“额外”多增的货币供应量，就体现为全球外汇储备的巨额放大，并自然形成流动性严重过剩等局面。

　　月盈圆缺，物极必反。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超出极限，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由于货币投放过多易于引发金融泡沫，另方面还会造成全球经济的过度失衡。而当失衡状况日益严重并最终失控时，其“裂变”效应随之发生，类似地震或海啸。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的一种情景模拟。而其后，发达国家紧急出台的救助措施，等于政府大把撒钱，更使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在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为未来发生下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祸根。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挑战显然来自“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尽管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众多，但终究也有一个极限。随着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低端劳动力资源逐渐消耗殆尽，近两年劳动力市场明显出现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化。我国劳动工资明显上升，人民币又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重启升值步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显然正逐步丧失。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考虑搬迁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环境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化。

　　长期来看，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仅仅依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在国际上混饭吃。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将永远难以提高到现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大挑战是“土地红利”面临的尴尬局面。由于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各地政府可轻易地将分散在农民手中、具有使用权的土地集中收回和处置，这便为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巨额收益。2009年根据财政部统计：全国共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约14240亿元，出让支出约12327亿元（而其中用于被征地农民的支出只有195亿元，约占支出总额的1.6%）。土地出让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等各项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

　　“土地红利”现在也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第一是土地与房地产开发的暴利，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货币扩张，这样才能创造出宽松的社会流动性，从而促使房地产价格直线冲高。但经过2009年的巨额放贷之后，中国的货币扩张在一个短时间内已经过多，再膨胀下去将会出现资产泡沫濒临崩溃的危局。潮起潮落，现已到了落潮之时。第二是土地及房地产开发与购房者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大体平衡，而一旦距离拉大并出现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自然会形成对房地产市场的制约。现有难题是：任由房价无节制上涨，必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严控房地产市场，又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第三是随着转让土地的农民议价能力迅速提高，各地不时爆发的有关在土地拆迁中的群体事件，其背后无不体现为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一种博弈，其实质就是对“土地红利”的争夺。

　　上述三大挑战均会促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将使中国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2.两大红利裂变

　　“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3.刺激政策“酒后效应”

　　2009年过大的信贷投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巨额投资行为，难以持续，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损害目前尚难估计，这就像一种“酒后效应”。

　　除了经济危机导致外需的拉动作用大为减弱，以及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考验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也致使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此为2010年中国经济“两难”因素之三。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为全球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现在，经济学家普遍担心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若长此以往，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从而为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埋下隐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看到这种刺激性政策的危害性，也不是他们不想早点退出，而是经济迟迟难以启动，所以处于无计可施并难以自拔的状态之中。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低利率、低通胀、经济低增长却流动性过剩等局面，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共性特点，则是低利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高增长、高通胀预期并存。在这种“两极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热线开始涌动，大量流入中国，这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中国何以出现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审慎放贷行为，就造成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产生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情况的发生，给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出了一道难题，即一方面需面对走势并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另方面又要严控不断上涨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所以常感左右为难，不好把握，地方、部门等各方面的矛盾、意见也随之产生。

　　第四点因素是，2009年中国“4+10”万亿元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力度过大，由此引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这里重点谈一个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问题。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为实质性经济增长，它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二为名义性经济增长，它以货币信用扩张为推动力。后者通常并不伴随着重大科技的发明与创造，甚至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微乎其微，真实含义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虚幻而无实际用途。因为经济本身就以货币来计量和统计，假若我们把货币供应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那么经济自然会相应做出“倍增”反应并出现“倍增”现象。但通常它会带来一种危害或副产品，那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这正是近两年来有关收入分配问题为何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名义性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必会形成通货膨胀，过不了多久就得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予以控制。并且，这种经济增长多半会表现为巨额的投资行为，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国民经济投资比例的严重失衡，所以只能呈一时之效，并不可进入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

　　最后，在高通胀的压力下，通常还会出现国民经济的失控现象，过不了几年就得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处理一批所谓的“半拉子”工程，以便使国民经济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历史上，我国此类“治理、整顿”的教训多不枚举。

　　2009年过大的信贷投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巨额投资行为，同样是难以持续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损害目前尚难估计。但针对这个问题，去年八月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的会议上，有位老总在发言中就形象地提出一个“酒后效应”的概念。讲的是：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当时在世界经济未见任何好转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迅速反弹，就在于各级政府强力推行的“4+10”万亿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喝了一斤高度白酒，使其顿时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中。“酒后效应”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不可维持的短时感觉，酒醒之后就会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痛苦不堪、后悔难当等症状。这可能正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复杂+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是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已到了难以释怀的地步；预计西方发达国家将面临“滞胀”局面，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在中国发生严重资产泡沫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通货膨胀再次“现身”，前五个月逐步走高，5月CPI升幅首超3%，而PPI则突破7%。但6月报出的数据却掉头向下，CPI增长2.9%，PPI增长6.4%，重新回到3%和7%以下。既是暂时现象，也不是暂时现象（8月份CPI同比创下3.5%新高，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编者按）。因为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及未来，对我国经济的一种现实威胁。

　　我们可以预计：西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会长久地实行下去；而这种政策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经济的长远危害就越大。最终，在某一阶段极有可能出现一次全球性的“滞胀”现象，即经济未能实质启动，而通货膨胀已卷土重来。

　　在全球经济尚未出现强劲复苏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可控。而一旦全球经济启动并伴随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时，相信国内价格上涨一定会立竿见影，甚至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4.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适当降低多年来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年均6%的实质增长就相当不错了。

　　2009年上半年，针对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我在《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文中曾提出六大政策建议。

　　首先，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即使中国仍然面临出口困难，即使经济增长的压力暂时不减，中国仍要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适当脱离美元而更多参照欧元等其他所谓的“一篮子”货币。外贸出口的困难，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予以解决。

　　第三，是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每一个行业尽可能实行完全的市场化竞争，不允许由行政部门及其权力管制或垄断；任何所有制形式均可进入所有竞争性行业实行市场化竞争。

　　第五，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第六是，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这些建议对今年及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及其调控来说，并不过时，也是我至今坚持的主要观点。除了继续着力做好这六项政策建议外，还需补充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是将党的基本路线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改变为“以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为中心”。今天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30年前那样一个以解决群众“温饱”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问题，而是转变为如何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价值，将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两者之间达致一个更好的平衡。因此，现在我国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扩张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深化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价值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社会持续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及其对土地资源的强势垄断地位，集中和占用了大量、过多的经济资源，现已构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严重干扰，成为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最近研究出台政策，今后最好不再以GDP来衡量和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甚至可考虑改变现行各地公布GDP总额及增长率的办法，由当年公布改为一年甚至两年后公布，以纠正地方政府不惜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冲动，抑制其不健康的GDP拜物教倾向。

　　第二是要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出必要的空间。调整的重点，就是将我国30年来逐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各级政府应适当降低多年来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的转型升级留出空间。合理的增长速度，我认为大体可保持年均6%的实质增长就相当不错了。

　　然而，一提到经济增速问题，许多人就担心下滑会影响就业。但是，我们想想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解决了大量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使大部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均在900万以上，现在全国已初现初级劳动力的卖方市场。新出现的就业压力主要体现为一个结构性矛盾，即：由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加而引起的中高端就业困难。这就需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缓冲器，腾出时间以有效化解就业矛盾。这就要求合理解决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科学设立社会保障机制，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5.废除“结售汇制”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尤其要废除“结售汇制”。逐步由现在的“外汇管制”为主调整变为“外汇监测”为主。

　　2010年，中国还需要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搞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行国际货币管理体系中明显存在的重大缺陷。首先，全球以美元为基准的信用货币发行体系是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元凶。美元作为世界最大的储备货币，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二，并且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曾持续膨胀，这就造成各国的货币发行与控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元的稳定。

　　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就需要努力推动解决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首先要设法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欧元占一定比重、其他货币无足轻重的格局，努力的方向是：世界上至少应有三种以上的主要货币，并逐步实现货币的多元化。人民币要敢于担当，可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对此，我认为至少需要做好几件事：

　　第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尤其要废除“结售汇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外汇管制已形同虚设，维持十多年的“结售汇制”更是将汇率风险全部集中于国家，并与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直接挂钩。长期维持必将使我国十分被动和危险。此外，我国已从过去的外汇紧缺状况过渡到现在的外汇超额富余，因此“结售汇制”早已过时。所以，我们需将外汇管理体制的内容，逐步由现在的“外汇管制”为主调整改变为“外汇监测”为主。

　　第二是管理好货币的跨境流动问题。根据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来看，若仅从贸易结算的功能测算，人民币升值已无多大空间。近两年来，人民币之所以常常形成较大的升值压力，主要是由跨境货币流动造成的。因此，中国如何有效管理货币的跨境流动，包括合理地引导货币流动的预期等，才能有效解决人民币的稳定。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再多成立几家主权基金公司，由其到境外收购各类有价值资产，将跨境流动的多余外汇尽量推到国际市场；也可考虑放宽对国内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社保基金等相关投资主体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甚至可以规定其至少持有一定比例的外汇资产，等等。同时，还要研究建立有效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

　　第三是推行人民币自由化。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尝试贯彻一个原则：重要的贸易伙伴国间，贸易结算可由两国认同的其中一国货币进行。这在削弱美元或欧元在全球流通使用的同时，还可起到压缩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并进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从而延缓或避免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现象。

　　任何国家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受到通货膨胀这一底线的现实限制。全球中央银行可学习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做出的努力，制定若干条共同遵守的原则，避免实行过于偏颇的货币政策，以防止国际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如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可实行1%以下的利率政策等等。

　　第四是建立一个专业化、具有权威性的经济决策机构，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最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流动性。根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与经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控制货币信用规模的设限应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不超过15%为宜，并力争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超越20%——这应视为一条最高警戒线。

　　（作者为江苏省银监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