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

　　多元声音 兼容并包

　　■亚东

　　昨天贵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称，“9·30”大限又让公众期待再次落空。事实上，官方也直接用数据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据市城乡建委公布的通告显示，目前已有941个工地允许复工，另有137个项目正在申请复工，如无意外，“9·30”之后仍可施工的工地会超过千个。

　　广州之前共有多少在建工地，允许复工的又占多大比例，官方没有数据提供，但从直觉而言，1000多个在建工地不是小数目。现在可以说，民众的善望已经化作泡影了。

　　关于工程延期的原因，媒体调查的结果是“主要是工期赶不及”。这个原因比较符合常理，因为1000多个工地集体主动地拖延工期可能性不大，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9·30”工期大限的设置本身有问题。如此，“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也就无法避免了。

　　据报道，“9·30大限”这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最早是由广州市政府今年2月发文确立下来的，当时的通告明确要求，将全市停工期由“10月25日至12月22日”调整为“9月30日至12月22日”。不过，关于调整的原因，通告语焉不详，至于停工时间确立的方法与程序，就更无从得知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广州的建筑企业至少没有参与决策，要不然，这个“大限”在今天就不会成为一个形同虚设的摆设了。

　　企业是建筑施工的主体，没有谁比他们更熟悉建筑施工的规律与进度，政府设立“工期大限”没有听取企业的意见，可见，“9·30大限”的设置初衷，并非为了将工期的安排更加科学合理化。若如此，“工期大限”的设置可能与“工期”本身没有必然联系。“9·30”虽在国庆节前一天，但除了朗朗上口、易于传播，未见其他的特殊属性，“工期大限”选定这一天，不得不说有一种政治审美的考量。

　　然而，就这座城市的政治观而言，形式上的审美固然重要，但内在的民生却更为重要，广州市长曾就亚运工程施工扰民向市民道歉，就是对这一价值序列的认可。如果承认这一点，“工期大限”的设置考虑得最多的就不应该是它的形式美感，而要看它是否真正有利于民。

　　但正如昨日贵报所言，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大限”如果不合理，当然可以择机灵活调整，但煌煌政令须臾变换是否为最优选择？更具前提性的疑问是：由政府统一设立一个“工期大限”，有无必要，有无可能？

　　前一个问题很好检验，如果政府设立“工期大限”这种做法确实能够减少施工扰民的困扰，那么无疑是有必要的，但“9·30大限”引发的野蛮施工、疯狂施工等麻烦，似乎正与预期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样，我们也没有和任何经验和证据能够证明，在施工安排的选择上，“整齐划一”就要比其他方式更为有利于民。

　　关于后一个问题，昨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已作出部分解答，由于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政府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全市每一条街、每一栋房子的工程进度，也就无法精确而科学地设定一个统一的“工期大限”。如果一定要有，那也只存在于政府的想象中，客观世界不大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东西。

　　广州市民曾经以“9·30”为节点，憧憬着一个没有施工扰民的未来。当人们对一个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憧憬”无法释怀时，这个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或许已经到了荒谬不堪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