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的最基本逻辑是，一定要问清楚为谁的利益而改，为谁的权利而改；公平正义最起码的底线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辛鸣 点击：96次

　　当下的中国社会对于深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寄予厚望，深圳自己也有些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但是，深圳对自己即将要推进的改革真的想清楚了吗？会不会自以为已经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或者说只是一些人想清楚了更多的人还没有想清楚？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毕竟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大家的事。

　　深圳的政改究竟要改什么？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好像很明确。要改革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体制。权力不受制约，要改；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

　　清单可以列很长很长，而且关于清单中的这些内容，中国社会不论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人都会表示认可。就算有些群体并不想真的如此改，嘴上也不得不说要如此改。因为这些要求好像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可真到要改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如何改上，社会上意见竟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结果政改只能在讨论中继续讨论，在呼吁中继续呼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谬？还得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上来。

　　表面上看，政治体制只是一个社会权力运行方式，但在这表象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所以，当说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否则，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但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

　　在现代社会，群体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可以运用自身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比如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民众，他们依然有着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仍然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一段时间以来，深圳说要向香港学习社会管理，但其实深圳是真学不了香港。不是深圳笨，也不是深圳僵化，而是深圳没有香港的条件。

　　香港不允许外来人口自由进出，要进入香港居住得通过它的人才引进计划。这种制度保证了香港社会成员的大体稳定与人口素质的相对均衡。可是深圳三十年的发展，人口增加了上百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400万，而户籍人口不足300万。这就意味着有一千多万人是自发流动来的，而且大多数是中低层的外来务工人员。

　　深圳能既容纳这么多中低层人员又去建设一个以香港为范本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吗？事实上，深圳已经开始考虑通过产业升级转移来消化这样的人口积聚。更严肃的问题是，深圳可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深圳之外，中国社会能把密集的劳动大军转移到中国之外吗？

　　政改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一定要问清楚为谁的利益而改，为谁的权利而改；公平正义最起码的底线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