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还不够发达，但资本质量却比别人好，监管当局应该掌握好银行业发展的时间进度。”

　　“巴塞尔协议Ⅲ不光有硬性指标，更多的是要求银行去运作风险控制的流程。我们硬指标达标了，软指标还有很长路要走。”

　　

　　国内几乎所有银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前不注意对数据的收集，近来的数据则不能反映经济上升的连续性。 （Phototex/图）

　　人人都在谈论巴塞尔协议Ⅲ惟一。这个初秋，密集的银行界论坛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拥有全球最赚钱及市值最高的银行之后，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可谓早早通过了“安全性”认定。

　　而按照已公布的文本规定，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均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惟一设定的下限。换句话说，中国走在了巴塞尔协议Ⅲ惟一之前。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9月17日在“2010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银行业还不够发达，但资本质量却比别人好，监管当局应该掌握好银行业发展的时间进度。”她引用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说明，中国银行业在核心资本补充方面的压力并不大。“巴塞尔协议Ⅲ惟一实施不会影响中国银行业利润，中国以外的银行倒是会受到更多影响。”同一场合，渣打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研究部主管李籁思（Gerard Lyons）认为。目前，该协议将导致拨备增加、利润受挤的观点弥漫。基础数据成桎梏

　　在风险管理领域，国外银行界有一句名言，“一个是IT信息系统，一个是人员。”而IT信息系统的基础，除了数据还是数据。

　　严规当前，与前述乐观情绪不同，一些从事风险研究多年的银行业人士表达了诸多隐忧。

　　按照巴塞尔协议，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加权风险资产总额）×100%。

　　其中玄机是分母部分，即所谓的加权风险资产总额。这个总额如何测定，从事银行风险内控管理的人士自己都说不清楚。

　　“中国对风险加权资产里面有多大的风险，实际上测算标准宽松，也没有很好的测量工具，也就无法严格证明，每一项资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水平。”中银香港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章彰告诉记者。他在中国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工作6年，后调任香港，按照巴塞尔协议测定银行的风险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究其原因，“基础数据有问题，算得过程也有问题。”

　　过去几年，在贷款风险控制方面，中国银行业一直在打破原有体系，“权力上收”是改革路径。二级分行以下变成营销部门，放贷与否的决定权上收；分行风险管理处的人事，由总行风险管理部直接任命。这被称为“超垂直化、独立化、扁平化”。

　　可现在，光靠收权已不能解决全部风险问题。因为在风险管理领域，国外银行界有一句名言，“一个是IT信息系统，一个是人员。”一个银行要有一个好的IT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才有可能做好。

　　而IT信息系统的基础，除了数据还是数据。风险管理在一个成熟的环境里，主要是一些客观的分析，数据的处理。

　　但国内几乎所有银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前不注意对数据的收集，近来的数据则不能反映经济上升的连续性。“三铁”也做假

　　“那些数据经过组成、分解，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之后，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否适当。”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素以“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著称。“铁账本”和“铁算盘”最本质的要求和体现就是数据的真实。然而现在一些基层行的经营管理与“三铁”渐行渐远，业务发展中的水分越来越大。

　　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基层银行为“做大”业务规模，“技术”处理的范围不断扩大，“虚增”的手段、方式不断创新。从高息揽储吸存而来的“月底来、月初走”的过路存款，到由贷款利息转化为中间业务收入的理财新招；从外资银行外汇资金用“上午进、下午出”方式虚增国际业务结算量，到资金在A、B、C账户之间的循环划转而虚增网上银行资金交易量；从“一人多卡”的发卡量新增，到“前借后还”的个人消费贷款新增。这些手段已是公开的秘密。手段之下，数据失真严重。

　　2009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09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显示，高达80％的城市商业银行受访高管，将基础数据缺乏视为风险管理的最大障碍。

　　埃森哲合伙人兼大中华区银行业总经理陈文辉认为，银行主观上并不存在故意作假，“但那些数据经过组成、分解，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之后，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否适当。”

　　无法准确衡量风险资产，自然也无从判断资本充足率是否真正足够。

　　欧洲银行界以数据“零缺陷”管理为目标，曾掀起了一场“数据革命”。比较突出的举措包括，对于低违约组合和操作风险的损失数据，欧洲银行业自发建立了“行业数据联盟”，统一定义、统一数据收集标准、统一数据管理，在同一平台上收集、清洗、共享数据。同时，对于经济资本配置系统和风险资本管理系统两个不同数据库产生的数据差异问题，进行基础整合，以提高银行内部数据的一致性。

　　“巴塞尔协议Ⅲ惟一不光有硬性指标，更多的是要求银行去运作风险控制的流程。我们硬指标达标了，软指标还有很长路要走。”陈文辉说。3.5%存贷利差下的折中

　　摇摆之间，银行家们常常选择一条折中的路，那就是各省行在执行资本约束这一原则时，尽量在省行层面消化。对下面，保护员工扩张资产的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

　　2004年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以来，过去饱受坏账所苦的国有银行重新认识了自己。变化不仅发生在剥离、上市这些轰轰烈烈、显而易见的改革中，还能在每一笔贷款发放中体会到。

　　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中，总行对下属一级分行的考核则普遍实行经济资本的考核方式。即在“监管资本”之外，银行内部配置用来承担非预期损失所需的资本。这是一种资本回报风险意识。

　　“从2005年开始，按照经济资本的约束，一笔贷款的考核更加细化了。有时候，财务上这笔贷款挣钱，但不同的贷款规定了不同的占用系数，所以经济资本来看，则可能完全不挣钱。”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国有银行省级分行行长告诉记者。

　　可以说，在平衡风险和扩张的关系上，过去几年，中国的银行体系经历着痛苦的摇摆。

　　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银行投放经历了一个异常高速的增长时期，其间银行体系的经营延续并强化了高资本消耗的业务模式，依然过于依赖存贷款利差。银行的存贷利差被固定在3.5%，这是香港市场的两倍。

　　另一方面，资本约束意识不断加强，特别是总行对一级分行推行严格的考核后。这使得银行经营者不得不考虑到表面上规模做大的同时，风险太高、绩效考核时依然会吃亏的可能。

　　摇摆之间，银行家们常常选择一条折中的路，那就是各省行在执行资本约束这一原则时，尽量在省行层面消化。对下面，保护员工扩张资产的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

　　在基层行，因为贷款竞争的激烈，对负责人的考核偏重于可量化的业务考核，规模大了，数据“靓”了，“一俊遮三丑”，就可升迁；反之，数据不“靓”，占比不高，就可能被问责。

　　问题是，中国银行业的幸运还将维持多久？在利差可观的大环境下，拼命的扩张资产，这种增长方式还将持续吗？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的判断是，“今后一段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无论经济建设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信贷需求还是相当旺盛的。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信贷资产高增长将成为常态。因此，从资本补充、风险覆盖，资本的覆盖、反周期资本的提取，到对重要金融机构附加资本的计提，带给中国银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巴塞尔协议Ⅲ惟一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的持续资本约束的压力不容小觑。

　　而且，这个压力空间将有多大，这不能静态地衡量。

　　“中国每年保持9%以上的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少信贷投入？目前的资本控制的框架下需要追加多少的资本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在五年内保持这样的结构，资本金缺口会是多少？”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提醒。

　　（感谢实习生陈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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