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菁

　　 9月19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她的中国学员举行了一场毕业典礼，作为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最重要基地，著名的“市长班”迄今为止已经为中国培训了906名官员。

　　 实际上，在国企管理、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上中国也确实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中国学员关注的焦点也在逐步改变。”南洋理工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告诉记者，从最初关注新加坡如何反腐到摸索经济转型升级经验，“今年‘市长班’最热的话题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以及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吴伟分管“市长班”的培训已经十余年。

　　 不过，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出席庆典后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全盘照搬新加坡模式未必行得通，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考察新加坡模式。

　　 逾万名官员已赴新受训

　　 《21世纪》：“市长班”的合作模式是什么？

　　 吴伟：南洋理工大学开设针对中国中高级干部的培训班始于1992年，当时正值邓小平南巡后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这一培训项目实际上是中组部和新加坡外交部的合作项目。

　　 最初仅仅只是进行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培训，1998年和2005年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市长班”。

　　 事实上，现在除了中组部直接选派的官员，一些省市组织部也试图参与到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项目中来。

　　 比如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2008年9月访问新加坡并公开提出“广深要敢叫板新加坡”，随后的10月，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赶赴新加坡商讨培训事宜，2009年的1月，广东选派了15位高级干部到“市长班”学习，其中11位是厅级干部，4位是处级干部。今年广东又选派了9位干部参加培训。

　　 《21世纪》：参与培训的主要是哪一类型的官员？

　　 吴伟：针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大致分两部分，一个是长期课程，也就是“市长班”，此外，一年还有30多期的短期培训，短期课程涉及的官员数量就更多，每年参与短期课程的中国官员都有八九百人。我们计算过，1992年到今年，我们为中国培训的官员已经达到一万人，其中从“市长班”毕业的官员有906位。

　　 大致算下来，这一万名中国官员中，约有两成是厅局级干部，七成是县处级干部，还有一些央企、地方企业负责人，不少学员在毕业不久或学习期间，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这些官员来自中国各个省市和地区，范围非常广，贵州、甘肃、宁夏、西藏包括黑龙江等省份官员这几年也开始陆续参与进来。

　　 《21世纪》：中国受训官员关注的焦点议题这十几年有哪些变化？

　　 吴伟：反腐曾经是“市长班”中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新加坡在反腐方面相当突出，连续十多年名列亚洲第一，世界三甲。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训，新加坡究竟如何防止腐败虽然仍然是中国学员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已经不再是焦点。

　　 除了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这两年还有两个热点话题，一个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一个是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每年以1%的惊人速度在城市化，城市不断扩大所带来的问题困扰着受训的中国官员。

　　 如今，很多官员已经不再是为了拿一个硕士学位镀层金，实际上，“市长班”的学员不少已经有了博士学位，大部分也都已经有了硕士学位。

　　 我认为，他们参与这项培训，更多是希望在之后的施政中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城市治理经验。新加坡是怎样从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列的国家？又有哪些经验可为中国所借鉴？中国官员在受训时迫切想要寻找答案。

　　 新加坡模式不能简单复制

　　 吴伟：没有一个经验可以100%复制，苏州工业园的成功可以看到借鉴新加坡模式的成效。如果不成功，中国就不会要求中新合作再来办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的中新知识城。

　　 中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4月曾经到我们学院指导工作，他说中国在过去5年派到新加坡学习的官员达到35000多名，他这其实就是点出新加坡发展和治理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21世纪》：住房保障体制方面，之前中国不少地区效法新加坡组屋推行经济适用房，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

　　 傅海燕：新加坡的组屋，覆盖了新加坡80%的人口。我们把土地拥有权与土地分发决定权分开，这是两个部门在分管。比如我分管的国家发展部是做土地的规划工作，我们决定土地用途以及什么时候发售到市场上，但如何出售这一地块，这就不归我们管，这需要土地局去做这项工作。两部门之间形成的制衡和监控，是避免权力寻租的有效路径之一。

　　 另外，新加坡的土地出让收入并不纳入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纳入国家储备金管理，储备金的用途非常有限，而且必须经总统通过，这就又多了一层管制。土地出让的收入与政府平时的收入预算案是脱离的，这就抑制了政府高价卖地的冲动。

　　 再有就是，新加坡的土地规划非常透明，每十年会重新规划长期的土地蓝图，新加坡每一寸土地的用途都有安排，这些蓝图对公众开放，公众可以清楚知道希望购进的房产周边地块用途，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一旦变更，需要公众、各个职能部门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