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说，村里原本有两个比较大的物业项目，但是前两年政府要建安置房，把其中一个物业项目的土地征用了，为了不让集体的活钱变成死钱，他拿着征地的补偿款拍下了这块土地。“5家人抢的，你出价最高？”“我出价最高，私人肯定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来了以后举到4000万的时候不举了，他们不要了，我们两家还挣了两番，到4050万，50万一举嘛，到4100万他们不举了，我们就拿下来了。”

　　谈起那次竞拍，张国荣至今还是面露得意之色，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他反复几次说到私人没有竞争力，难道一群农民比专业的公司还要厉害吗？“我们苏州市，我们吴中区，农民自己出钱成立的股份合作社，它可以厂房‘退两进三’，，二产就是厂房，‘退两进三’进三产，特批的。”

　　张国荣说，村里的老百姓以前是靠地吃饭，现在还是靠地吃饭，现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土地越来越值钱，厂房的租金也是年年在涨，但是如果当时没有成立股份合作社，所有这一切和金星村没有关系，和村里的老百姓就更没有关系了。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很重要的还是靠体制、机制，来保障我们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所以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当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如何来缩小这个差距，我们搞了三大股份合作，就是农民从财产性收入当中，从股份制合作当中能够分到的红利，要占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种收入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五、“小地主”与“大佃农”

　　历史上的苏州，被称作“鱼米之乡”，早在南宋时期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那时的苏州，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粮仓”。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足半亩，在苏州每年创造的高达7700多亿元的GDP当中，农业仅仅占到了1.8%，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在不少人看来，苏州“渔米之乡”的称呼似乎早就应该换个说法了。

　　但是在苏州农村，我们却看到了升级版的“鱼米之乡”。

　　在常熟市古里镇乡下的田间地头，当地老百姓时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辆体型硕大又略显老迈的美式林肯轿车，在水稻田埂边的乡间小路上蹒跚前行着。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车子曾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象征，而如今在古里镇的乡村里，这辆老爷车同样显示着它的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村民说：“他愿意种田，从苏州过来的特意来找他，他不在家享福，还带我们出来包这么多地，这里他包的最多，一共有6000多亩。”

　　高健浩，苏州市常熟田娘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今年65岁了，当地村民都喜欢喊他老高，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高是“十里八乡”最大的“地主”，因为他一个人几乎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地都种了，足足有6000多亩。对于“地主”这样的说法，老高并不认同，他说自己非但不是地主，反倒只能算是一个“打工仔”。“地因为不是我的，我不是地主，地还是老百姓的，老百姓才是土地的主人，因为确权是确权给老百姓的，我现在要种这个地，我要把钱交到地主手里去。”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身价上千万的老板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靠种地卖粮食能赚到长千万的却并不多，老高就是这样一个人。

　　老高经常说这样一句话，种地不是不能赚钱，关键要看是种什么，怎么种。

　　这是一片上百亩的稻田，有个农民正在田里拔草，老高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地主。“以前有13亩地，被集体收去，让大户种分红是600元钱一亩田。”

　　老人说，以前他是全家五口人种13亩地，现在他是自家的地不用种了，一个人打两份工，还能有三份收入。这位老人平时在大米加工厂上班，地里有活的时候就过来帮忙，两边的活都不耽误。“(13亩地)分红7800元，打工3800，加上老婆有六、七千，出去打工挣的，加上8个人种240亩田，今年有奖金，总共收入有三四万元了。”

　　老高说，如果是一家一户种植，一个农村劳力最多也就能种5亩地，但是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后，平均下来一个人最少可以种30亩地，这就是“种粮大户”承包土地能够赚钱的主要原因。“平均一个人三十亩，包括女的男的，集约起来一起种的，8个人集约起来很快的，大忙的时候还请一些临时工，8个人一个组还种240亩田，还要在米厂正常上班。”“但是如果让他一个人种30亩，就种不了了？”“种不了，这个肯定种不了，他种13亩也忙不过来了，这就是集约化。”

　　闲聊的时候老高告诉我们，其实自己种地能够赚钱，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原来，老高种地和别人不一样，用的都是有机肥。他不仅种着6000多亩地，同时还开着一个有机肥的加工厂。几乎每天，这样的拉粪车都要走村串巷，到处找养殖户收集禽畜粪便。

　　“一天这个车子最起码半车，一天就得半车，两吨左右。”“高总不收的话就倒掉了？”“倒掉，全部倒掉。”

　　这位养殖场的负责人说，以前没有老高来收的时候，这些牛粪就只能偷偷地找个地方倒掉了，虽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污染环境，但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老百姓就是白送也没人愿意要，因为使用这有机肥可远比不上用化肥省时又省力。

　　但是在老高眼里，这些禽畜粪便可都是白白捡来的宝贝。“有机污染物，放错了位置是坏东西，放了田里是好东西，最好的东西。”

　　4年之前，老高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用有机肥做实验，仅仅靠种粮食就收入了300多万元。老高说，时代变了，大家种地的观念也要变，只要能种出优质的大米来，销路是根本不用发愁的。“零售价可能比人家就要高出0.5元钱一斤，一亩地，有机肥种增加收入150元到300元。”

　　这些人都是附近的村民，平时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凑一堆在这里聊天，当地人把这种地方叫做“小码头”。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码头上既有“大老板”，也有“小地主”。“您是打工的？您呢？”“我们都是，都是一样的。”“您也是打工的？就您手里有地？”“他们帮我搞。”“您是老板。”“帮我撒肥料。”“您呢？”“他也是老板。”“您流转了多少亩地？”“一百多亩。”

　　老高说，其实自己种的6000亩地，并不全是他直接流转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中小承包户在种，他们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集约化合作，育苗又好，你去种，我给你肥料，收入我们收回成本之后，都是你的，都可以。”

　　对于一般的承包户来说，他能以成本价使用合作社的现代化农机来育秧、插秧，还能按每亩300公斤的标准，领取配发的免费有机肥；种植全过程都由合作社来指导，种出的稻谷出售给合作社，能比市场平均价高0.6元/公斤，这样算下来，一亩地就至少能增收100元到200元。

　　按照苏州市农业转型发展的要求，规模农业要向更加环保，更高产出的的生态农业升级。现在全市已形成优质粮油、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业“四个一百万亩”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并在全省率先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

　　眼下老高正忙着和周边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谈合作的事情。他打算把更多的种粮大户组织起来，成立更大范围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用有机肥水稻，这样既能提高种粮收入，又能改善环境。

　　老高这样的想法，与紫霞村的党委书记吴炳文一拍即合。“我们目前第一步，仅仅是一个规模农业，但是规模农业没有解决农民种植一个根本的问题，你要农民增收，他种植的面积以及管理模式，他只是从一个散户集中到一个农户，政府补贴只是考虑到今后农业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也是政府贴了钱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最终目标就是高效农业，高效农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农民增收。”

　　老高说，以前说农业是大地上最美的风景，现在这种说法得改改了，应该说没有污染的农业才是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老高并不孤单，在几十里地之外的三山岛上，他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每次见到这种场景，吴惠生就会欢快的像个孩子。

　　三山岛位于苏州市洞庭东山西南的太湖中。因为和大城市一水之隔，三山岛保留了未被开发的原生态风貌，成为苏州地区有名的生态旅游区。吴惠生在三山岛上做了二十几年村书记，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在我们眼中他就像个传说中的——岛主。

　　三山岛上的每个旅游景点都是老吴自己设计的，其中最得意的就是他规划建造中的面积达2000多亩的人工湿地。

　　这是一幅三山岛堤岸的全景图，是建造人工湿地前吴惠生自己拍下来的。这光秃秃的堤岸是小岛岛体长年受到湖水冲击，水土流失的结果。而更让吴惠生下定决心建湿地的，是给所有太湖居民都带来过麻烦的太湖蓝藻。“这一块过去非常臭，现在湿地建成以后，蓝藻全部解决了。”

　　当城里人都在忙着招商引资搞建设的时候，吴惠生却因为外国女婿的一句话而苦苦坚守。“女婿来了三次，他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他走的时候给我讲了一句话，老爸(这里)不要成为水泥森林。”

　　用吴惠生的话说，这些年，想来开发这里的房地产开发商快要踏破门槛了，成百上千万的项目也有不少，可就是没有让他满意的。按照吴惠生的话说，除了赚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不能招商引资，但是招商引资要做这个项目，你要搞商业化的建设，搞房地产，这个肯定不行。”

　　老吴说，他多希望这个世外桃源能一直保留下去。他可以一直生活在这里，守护着这里。

　　三十年前，苏南模式让鱼米之乡的农民远离了贫困，三十年后，这块土地上又在发生着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次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那么在这次城与乡的碰撞和融合中，利益的天平又该如何平衡呢。采访中，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一句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利益的和谐才是最大的和谐”！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推动者，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群体的利益，让农民和市民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远离“被一体化”的烦恼，这才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诉求，而这远比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要重要得多，在苏州，这场试验还在进行中。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于浩

　　编导：厉成功 周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