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手快、活细，陆大菊也非常乐意把围巾交给她来加工，这不，俞叶秀又领到满满一车子的围巾回去，对她来讲，这就意味着赚钱。老伴吴荣根说：“她搓搓围巾，我帮她修修边，因为我们呢不好去上班，上班做清洁工，不好的，上班太正规，家里孙子孙女没有人照顾的，因为又要送去上学要送饭，那么我们两个老人待在家里，一么空下来搞点副业，增加点收入。”俞叶秀说：“我搓围巾合算，我搓围巾工资大。”“一年算下来能赚多少钱啊？”“我一年啊，一年去年搓到一万二。”

　　在社区里开设毛巾发放点，这只是东亭社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众多举措当中的一个，在东亭社区的服务中心，社区书记蒋金花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专门为失地农民就业服务的工作窗口。“这个就是就业的咨询的，失地以后我们根据不同的年龄，开展咨询的比较多，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就推荐他们，在绿化上和保洁上，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要求，我们对他们不同培训。”

　　齐全的宣传资料，及时的就业信息，耐心细致的工作人员，这里的工作口号就是让每一个失地农民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原来家里是干什么的？”“种田。”“现在呢？”“现在没事嘛没法赚钱。”

　　这个中年男子名叫钱会男，是东亭社区的一名失地农民，由于年纪偏大，又没有一技之长，老钱对自己找工作很没有信心。

　　就业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吴静燕让老钱填了一张表，里面有姓名、工作经验、联系方式等内容，方便他们为失地农民安排培训和推荐就业岗位。“培训过后拿到合格证，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岗了。”“基本上你们给安排的工作，工资大概是多少？”“工资1200左右。”

　　据小吴介绍，单单今年就有130多名失地农民通过社区服务中心推荐上岗，而参加就业培训的人数更是达到了500多人。

　　农民进城以后如何实现就业，一直是个全国性难题。这些人大多文化层次较低、年龄偏大又缺乏专业技能，苏州的解决办法是，尽量让进城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到目前为止，失地农民就业率已经达到95%以上。

　　不仅帮助进城的农民找工作，当地政府还采取各种政策，鼓励他们自己创业。

　　在东亭社区对门，有一个“富民家庭作坊工业园”，魏建明和王卫平就是“富民家庭作坊工业园”155个失地农民家庭作坊的一员。丈夫是名车工，老婆负责刨工，这个小小的五金加工店生意红红火火。“夫妻两个一年能赚多少钱？”魏建明说：“赚十几万元钱。”“那不错啊。”“经济还可以了。”

　　魏建明今年50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会点五金加工的手艺，但是前些年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2005年，魏建明和王卫平拆迁来到东亭社区，也就是在这一年，东亭社区为了方便失地农民创业，建设了20000平方米的家庭作坊工业园，到了2006年，工业园的面积又扩大到了30000平方米。蒋金花说：“主要是解决原来是动迁的农民，原来是有创业的经验，有营业执照的小的厂房里面，搬到这里来的，他们的租金收入比较便宜，主要是一个平米的话，只要5元钱一个月，一般的厂房的话要12元到13元。”

　　因为手上还有五金加工的手艺，夫妻俩原本就有创业的打算，就是苦于付不起房租，现在找到能够便宜一倍的厂房，魏建明和王卫平毫不犹豫就签了租约。“一个平方最最便宜五六块，那一年下来我们可以省多少钱呢？”王卫平说：“省最最起码一万多。”

　　除了低价提供厂房出租，苏州工业园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为失地农民提供无息贷款，魏建明和王卫平也就是依靠这个政策获得了创业的启动资金。王卫平说：“创业有优惠政策，优惠无息十万，然后我们就借了十万，自己有点亲戚朋友那借点，就创业开始办这家厂了，那么现在做下来么是蛮好，确确实实是蛮好。”

　　靠着政府扶持失地农民创业的政策，再加上夫妻俩的辛苦经营，魏建明和王卫平的小店越办越红火，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还要请上几个工人。今年年初，夫妻俩买了一件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开上新买的汽车，在魏建明和王卫夫妻俩平面前，在城里生活的路似乎越走越宽阔了。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要想办法消灭零就业家庭，一个是农村养老保险要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农村低保要向城市低保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向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并轨。”

　　四、“村民”还是“股民”

　　我这里有一组苏州市提供的数据，2009年，苏州市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2987元。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多年在2：1的水平低位运行，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如何做到这一点，苏州给出的答案是，这很重要的是得益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提升。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又从何而来呢？

　　每天一大早，陈世泉都要把家里的小卖部里里外外收拾一遍，老陈今年62岁了，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星村的村民，平时邻居们开玩笑的时候，都喜欢喊他“陈部长”。

　　小卖部虽然确实有点小，但是一年也能有个6000元钱的收入，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老陈说，让他日子过得舒心的，还有这些花花绿绿的证书。“这本证是我们金星村股份合作社的，我自己不要拿钱出来的，第一年我们分半股就是413元，到第二年就是900了，前年900，到现在今年我可以分到2000了。”

　　老陈回忆，当年拿到第一笔400多远分红的时候，很多村民都感觉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因为那时候村民大多在外面打工或者做生意，早就忘了自己和村集体还有着经济上的联系。

　　这个和香港明星有着一样名字的人叫张国荣，原来金星村的村支书，现在是香溪社区的党委书记，他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笔钱的由来。“1997年转制以后，那个时候(集体资产)到了4000多万了，这个钱都是我们集体的，我们村民看得到，得不到益处的。”

　　90年代末期，苏南模式遭遇了发展瓶颈，和当地许多农村一样，1997年，金星村村办企业实行了产权改革。动产全部卖给了个人，村里留下了土地和厂房。张国荣说：“当时农民苦啊，他也不知道，又回来了，他说张书记，当时出去了以后，现在他厂子转到私人去了，国家转到私人去了，我们没有饭吃了，肯定要回来找我了，我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患了一个病。”

　　按照张国荣的说法，企业可以不搞了，但是让老百姓一起富起来的想法却不能丢掉。2001年，金星村成立了苏州市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社，将全村4295万元集体资产全部“量化”给了513名农民，一人一股，平均持股。合作社靠出租通过厂房等办法取得集体收入。

　　这是金星村股民分红大会的现场。

　　按照董事会的决定，这一次分红，每人可以分到2400元。按道理说，这分红应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大会刚刚开到了一半，就有村民开始提意见了。“今年2400是按照2万块钱的百分之十二分的，为什么不按照股本金上的27500的12%分？”张书记说：“发展是波动性的 这一部分是作为今后的享受都将来拆迁 贷款都没有了 发展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发展 就按照分红按比例来。”

　　每年分红的时候，合作社的收益并不是全部都分给股东的，而是要从中要提取一部分作为公积金用于再发展，具体比例由董事会商讨决定。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沟通讨论，分红比例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执行，大家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是张国荣人均分红三万元的承诺。“在两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准备8万多平米的厂房跟“三产”用房，全部建立好以后，老百姓到那个时候分红，最起码超过三万了每一股。”

　　按照张国荣每个人3万元分红的说法，500多名村民每年分红就要1500多万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张国荣带着我们来到了位于胥口镇这片开阔地，一半已经盖上了厂房，一半还在空着，张国荣说，这是合作社成立几年来干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我们买下来是4100万，再过3年马上要1.5个亿了，到最后我们估计1500万左右，这个一块，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