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马连鹏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黑夜中黑暗的路径而已……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

　　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处理结果居然是“双开”。端方也是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动荡被当做了好机会，革命党在《大江报》上欢呼“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

　　断指割肉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做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与任何拆迁、反拆迁的拉锯战一样：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传单上的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

　　且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 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 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参阅本专栏之前各期）。

　　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卖国”、“贪赃”的依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 “莫须有”。

　　“盛”名之下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参阅9月6日本专栏《一地鸡毛》）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 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五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

　　张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终于失去了制衡，势力大涨。此时，大清国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咨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扛起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大旗，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未竟的谈判并未中止，盛宣怀接过了接力棒，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的命运。为了改变商办铁路大量占用和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朝野的主流思路，这一谈判被大大加快。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的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3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其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经元善评价），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

　　而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梁启超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和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 “莫须有”。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黑夜中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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