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

　　中国需要自己的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要寻找比GDP更好的替代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能不能发展一个自己的指标体系？哪怕不是为全世界，只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一个替代指标体系。除了不丹和泰国以外，亚洲地区还没有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指标体系，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萨科奇的法国指标体系，总的感觉是比HDI好，比GDP好，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毕竟绝大部分参与者来自法国与美国，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考虑可能比较少。萨科奇指标体系的追求本身是好事情，但我们不能太轻易地拿过来就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指标体系可能不完全一样。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指标体系，也许在其本国特别适合，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的，我们不清楚。

　　我们需要寻找一套自己的替代性生活质量指标。从中国现实出发，我们知道GDP本身是不可靠的东西，不一定能改善人们的福祉，但是，怎么发展一套符合中国、东亚的具体情况，重视家庭，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或者思想方式，这方面仍然缺乏真正的讨论。

　　先讨论什么是好的生活

　　要想改善大多数人而不是生活最好的那些人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先从哲学、社会学意义上思考他们的生活、诉求、生理和心理状况，先要思考这类不可测量的东西，思考应该怎么做。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再来找可测的指标。指标是必要的，但先要解决目标和方向问题。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现代社会，在各种情形下，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简言之，我们要探讨如何给大多数人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应该让大家而不仅仅是专家来参与讨论，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基本共识以后，再来找指标，再来衡量哪个地区做的比较好。第一步讨论可能是最重要的。专家的意见很重要，但有时候未必想得到一般民众会碰到什么问题，无法想象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些人认为越富有越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普通民众关心的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也可能是更多别的问题。专家比较好的地方是他们可能有历史比较和跨国比较的能力，这可以弥补老百姓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互动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把这场讨论展开，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先不用急于拿来一套指标，运用在中国的各个方面。

　　平等是理想生活的重要基础

　　从理念上讲，幸福与平等关系比较密切。如果平等本身就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包含在理想生活方式里面。它们不是相关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民主与幸福的关系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把民主简单地定义成竞争性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更注重大家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把民主变成中国指标体系之一，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讲了党争让人们不幸福，成天勾心斗角，看报纸心里也烦，很多人不愿意投票也是因为心里烦。如果民主的定义就是党争，很明显，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幸福，这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就是负相关。

　　我们换一种方式定义“民主”，大家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间去，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变成好的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看到，即使在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大量决策过程中，也很少看到不同阶层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关系到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领域尤其如此。而且平等不仅仅是收入平等，比如财产的平等、所有权的平等，还有社会地位的平等，等等。

　　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好的地方，往往被人忽略了。印度有很多促进男女平等的NGO，人们可能会说印度重视平等。但是，我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是因为印度太不平等了，所以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东西。有位印度学者送给我一本谈NGO如何促进男女平等的书，其中给出印度测量女性地位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女性是不是骑自行车，一个是女性在家里参与不参与管钱（他们用的词是“参与”，还不是“掌控”）。这两个指标在中国人听起来，可能是很荒唐的事，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是实实在在的指标。

　　这样回头来看，中国的进步非常大。因此，我们要先发展一套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指标，然后再想东亚地区的，再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用这个思路来做的话，也许我们会有所贡献。

　　目前中国最大的现实之一是人口迅速流动，人口迅速老龄化，很多城市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人口的20%。人口的流动有其好处，从经济学角度讲，要素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但人口的流动会使得家庭关系疏远。

　　人的流动如何才能不割裂亲情、友情？如何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如何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人际交往需求？然后社区如何鼓励互相交往，包括就近就业、混合居住？然后在更大的社会里边，如何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方面面的平等？我们的指标体系要考虑如何涵盖这一套内容。

　　政策及其评估须以家庭为单位

　　政策的出发点，究竟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结果非常不一样。比如，中国现在老年人很多，如果全部变成社会化养老，一方面要割裂传统上很重要的亲情，一方面成本非常之高。西方可以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又比如，现在中国的家庭一般都是很小的核心家庭，如何使得家庭三代之间有更多联系？

　　住房等问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现在的住房政策考虑的主要是人们有没有地方住、住不住得起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仅仅这样设计住房政策，就会忽略房子的社会功能。例如，我们现在的住房政策还完全没有考虑到人们养老的需要，没有鼓励一家人跟老人住在一起。老人和子女不一定住在一套房子里，住在附近也可以。其它一些客观指标也需要这样来考虑。我非常赞成以家庭为单位，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指标，来鼓励这种社区建设。

　　比如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一些社区，一些房子较大的家庭，老人很快就过来了，从乡下来，从小城来，但他们都住在深圳相当好的社区。这种现象在香港是看不到的，香港人即使老人在同一个城市，也不会住在一起，他们满足于每个礼拜在一起喝一次早茶，其余时间并不住在一起，来往不多。内地的家庭传统比较深入一些，子女稍微成功一点，买个大点的房子，就都把老人接来。香港家庭不住一块，香港也不可能住一块。香港90%的家庭住在建筑面积65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使用面积大概是50平米。香港为什么餐馆总有那么多人，因为大家不能在家里聚，只能去餐馆。香港不是没有地，其实香港有地，把房价搞那么高也有地产商的原因。

　　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相当好的，考虑了几代人的问题，考虑了不同种族的融合问题。它现在的住房自有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90%的人住在公共组屋里面。社区里面有各种体现社会功能的东西，城市规划和社区设计都有社会理念在里面。

　　中国能不能像新加坡那样，住房政策、收入政策、福利政策都以家庭为单位？这些方面都跟中国特殊的东西连在一起，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指标之一？尤其像五千多万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各种客观指标提高了，他们也许幸福，但生活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使解决了户口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能不能让流动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流动，仍然非常重要。

　　社区空间要鼓励人与人交流

　　社区建设也要从建筑社会学的角度考虑，从空间分布上鼓励人与人的交流。建筑社会学学者发现，过去人们彼此来往比较多，原因是很多生活必需事务是在共用空间中展开的，例如厕所、厨房都是共用的。现代房子大了，大家可以不必共用，互相来往的必要性大大减少。很多新社区的设计也希望搞得人性化一些，比如有林阴道，但人们很少在这个地方驻足，很少停下来交流。人们邻近的阳台，或者在楼道里碰到的时候交流。现在建筑设计很少考虑如何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政府建筑标准也没有列入这类内容。社会学者也注意到现在的设计更倾向于不让人交流，导致人们不愿意交流。

　　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布，应该能够促进人们的来往，而不是阻止人们互相交流，这样人们的幸福感会提高很多。很多与亲情、友情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经济因素，但都跟人的福祉有关。我们的政策设计和社区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去，如何在我们中国的指标体系中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亲情、友情。

　　中国以前很多社区放露天电影，最近发现深圳等一些地方也重新开始了，这种东西非常有利于大家互相来往，有利于孩子互相交往。在社区里面，大人跟大人之间之所以交往，往往是因为孩子在交往。这在美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孩子一起玩，大人一起聊。如何在空间分布上做这种安排，方便这种交往？有必要思考一整套符合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的机制。怎么测量亲情、友情，如何创造增进亲情、友情的环境，都还需要做大量研究。

　　混合居住有利于平等和民主

　　中国的传统社区如胡同、四合院，人们住大杂院的时候矛盾很多，大家都恨不得赶紧搬走，但一旦搬出来，又非常怀念那个环境，因为人际关系很亲近。

　　再一种就是单位社区。很多单位社区其实只是个居民楼，只不过居民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他们和下属都在这住，领导可能住得稍微大一点，这实际是一种混合居住。现在领导都住别的地方去了，住别的社区或别墅去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关系和接触关系割裂了，这样使得人交往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种是商品化住房的封闭社区，这里面的人交往是最少的。有一些研究比较了北京这三类社区，结果很清楚，封闭社区的居民相互往来最少。

　　这类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建立替代指标是有用的。其实全世界有封闭社区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多。美国比较多，大概是从198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的。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封闭社区是好的指标还是个坏的指标，这是个问题。现在北京郊区农村已经封闭社区化，进村有保安检查。

　　有社区的地方越民主越好。在混合社区，大家有一种平等感，这有利于民主。可惜我们这种模式在慢慢消失了，而不是越来越多。不管是学者也罢，官员也罢，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一方面。

　　传统体制中合理的东西不该抛弃，比如，我觉得单位制抛弃得太干净了。有些地方还存在单位制，比如大学、政府机关。现在很少有人反思这些问题，部分城市规划研究者开始在反思，开始思考社区建设能否借鉴单位社区，但还没有变成学术研究的主流问题，还没有变成政策思考的主流。这是问题所在。我现在不是说它就一定是对的，但至少要有人研究，有人去观察，有人去思考。我们对比三类社区，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与商品化住房社区相比，单位社区在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信任指标上要好，单位社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也会比较高，而且更可能是民主的参与。

　　廉租房政策最大的负面效果是出现贫民窟，所以要提倡混合居住。空间分布上怎么做混居需要研究，这方面的政策研究非常少。北京出台混居政策至少四五年了，规定每一个小区里面多少比例是给廉租房的，很多城市的住房政策里也有类似规定，但实际效果是不是如此，空间分布上是不是做到了，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真正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还在解决穷人没有地方住的问题。但美国，以及北欧一些地方，廉租房最初也只是考虑给穷人住，结果带来一大堆社会问题，最后不得不拆掉。最明显的例子是芝加哥给穷人盖了一些房子，结果非常糟糕，最后都炸掉了，因为变成犯罪场所了。只是给一个房子，而不考虑其他社会问题，不考虑社会功能的发挥，不考虑混合居住问题，社区贫困就会变成持续性的，一代又一代，无法改变。

　　向理想社会的方向努力

　　大城市如果按照现在的城市规划做下去，是比较难改变的。城市规划界有些人在批评这一点，但他们往往跟社会科学界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很大的问题。社会科学界不理解、不太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著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以前《读书》里面有些文章是城市规划界的人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

　　美国的公共交通很糟糕，跟汽车行业的政治游说有很大关系。鼓励郊区化，把商场盖在城外，让有车的人去方便，然后有点闲钱你就往外住，城市环境空心化。很多人买不起车，要坐公共汽车，对他们来说坐公共汽车上班是非常痛苦的，一天就那么几班车，上班就非常困难，你这班车赶不上，等下班车就很麻烦。

　　有人做过研究，美国的社区跟英国社区不一样。比如美国很少有人说“我是工人阶级”，他说“我是中产阶级”，这是美国意识形态传递的一套。你到英国会发现，很多英国人说自己是工人阶级，因为英国的社区往往是在一起工作的工人还住在一起。而美国是尽量逃避同事。其中有隐私问题，一起工作还可以，下班后就尽量离你远一点。美国社区的陌生化很明显，有两个工具使得人群分化，一个叫俱乐部，有些富有社区至少有几个俱乐部，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因为会员价很高，实际上把其他人都排挤出去了。另外一个是房价，贵社区、贵地段穷人是没法进去的，这一点很清楚，靠房价区隔开。这个跟公司没有多大关系，跟意识形态渗透有关系，很难形成英国那样的社区。

　　中国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间，还有机会朝理想社会的方向发展，如果转型再走二十年，一切都定型了，一切都凝固了，再回头就很困难了。一旦空间形成定势，你再想改变就很难。它会变成刚性的，会自我强化。

　　早期哲学很重要的讨论是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现在中国哲学家都讨论西方人的东西，谁谁怎么讲的，他们讲的很重要，但什么是好的生活，中国真正对这个问题做独立思考的很少。什么是值得过的好的生活，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大家可以在一起开个务虚会。先务务虚，有哪些东西需要搞清楚，有些东西该怎么讨论，媒体对社会的贡献也体现在这方面。

　　（欧树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