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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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13

　　丁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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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较为稳定的民主社会，极端的思想与行动仍不可避免。在转型社会中，极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容易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革命往往由此兴起。在宣传中，政治适宜极端的观点和谎言——煽动民众的利器；在操作中，政治忌走极端。极端的破坏力大，而且一旦开始，便很难收拾。因此，即使在一个成熟而且发达的社会，好的宣传和好的政治也难以兼容。

　　极端有两端。把国家放在国际关系之中看，极端导致的结果有两种：国家的萎缩与过度扩张。简单化地说，萎缩的国家排斥外部世界，闭关自守（不一定是经济的封闭，更可能是精神的封闭），因此向内坍塌，形成黑洞，如死亡的恒星，这是中国王朝末年的常态，少有例外。国家的过度扩张则经常出现在西方历史中。萎缩经常受到外部强力的挤压，而扩张自有内在动力。

　　在国际政治中，同样不可走极端。崛起中国家不能满足于精神封闭，不能致力于收缩，我们需要温和扩张，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成就，但不可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否则国家利益无从保障。不必太在意“威胁论”，且不论意图，大国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威胁。

　　胡萝卜和大棒

　　根据比喻，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工具有“胡萝卜”和“大棒”。没有胡萝卜，挥舞的大棒可能砸到自己头上。没有大棒，喂胡萝卜的那只手都可能被吃掉——尽管对方看起来像是小白兔。

　　韩国的军舰沉了，这主要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事。结果，中国似乎比两个当事方还激动，并与美国产生对立。美国还比较克制，其中有善意，也有两国在本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的原因。中美没有根本冲突，本该谋取共同利益。不知如何交替使用胡萝卜和大棒，是造成中国最近一连串外交困惑的原因。虽然卷入过多场边境战争，中国还没有学会使用大棒。

　　在国际政治中，该做的未必可说，可说的未必可做，而说的又未必是说的那个意思。胡萝卜不一定是胡萝卜，大棒也未必是大棒，不可拘泥。

　　唐朝时，禅宗大盛，南方禅风绵密，北方禅风峻烈。虽然各派风格有很大差异，目的却没有区别，都是要学人破除执著。峻烈的禅风又以“德山棒，临济喝”为著，这就是“当头棒喝”。德山宣鉴禅师拿着大棒乱打，临济义玄禅师则大喝。不过，对棒喝的意义也不可执著，棒喝有多种用途。义玄对学僧说：“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他接着问：你是怎么理解的？学僧刚要回答，义玄大声喝止。

　　是的，“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同理，大棒不仅可以用来打人，也可以作为棒棒糖；蔬菜和水果不仅可以吃，也可用作进攻武器，而且种类繁多。类似胡萝卜的还有黄瓜、茄子、香蕉、柠檬等等。蔬果也是大棒，如《笑林广记》中那个农妇说的，如果挡不住茄子，其他蔬菜也会进来。

　　看懂的不要说啊，禅宗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学僧不可说，一说便错；同样也不可问。德山宣鉴进佛堂，对僧众说：“今夜不得问话。问话者三十拄杖。”他以“三十”为棒打单位，棍棒随时拄着，连同时代的临济义玄也看不下去。国际政治也经常不可说，但有时可以棒打。

　　但仅有胡萝卜和大棒是远远不够的。

　　在胡萝卜和大棒之上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国家是其中的子系统。在世界系统中，一个与其他重要国家有重大差异的国家很难保持稳定状态，他们彼此兼容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中国首先需要融入文明世界，谋求利益，吸取力量，然后才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畏惧或敌视世界都对中国无益。

　　在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学领域内，特别是出现在宣传材料上的文字，基本上还是在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做注解，文革语言时常觅见。宣传者制造外部敌人，借此维护内部忠诚。但敌视外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国家的精神向内收缩、坍陷，甚至坍塌。这种精神状态极其有害，足以消灭一个国家的光明未来。中国有近4000年文明史、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的总统如何能动员足够的资源来灭亡中国？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即使中国失败，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参战主要各方中不会有胜利者。此后，除了中国，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多廉价劳动力以及可供破坏的环境？

　　要学会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以及其他，中国人首先必须要有进取心，而不是到处留心“亡我”的蛛丝马迹，或者痛说 “被”“伤害了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此外，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定不能东挖西补地过日子，必须有大战略。胡萝卜和大棒只是零散的工具，我们需要一个大工具箱。

　　使用胡萝卜与大棒都需要付出。仅有这两样东西算不上是上乘手段。还有一种力量有直接收益，这就是文明的传播，形成世界的引力、区域的重心，倍增胡萝卜与大棒的效力。没有文明的力量，国家在喂别人胡萝卜时会被当作冤大头，挥舞大棒时会被当作恶霸，从而进退失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战略失误，中国很容易陷入各国的包围之中。但是，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好的大战略，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缘优势。中国目前的劣势在软权力，这个负值在削减中国的影响。这是中国在外交上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软权力必须是建设性的，不能靠“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政治上总是在“反”，在破坏；好的时候也在“加强管理”，即严格控制，从来少有建树。传统的我们已经抛弃，现代的我们仍欲迎还拒。

　　希望与事实不是一回事，宣传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宣传在封闭的空间效果最好，因此专制国家一定要封锁真实信息的传播。但在国际上，信息是自由流动的，无论投入多少，宣传也不能消除真实的信息，宣传资金将泥牛入海。一个国家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应该从治本开始。

　　在长文《俟解》中，王夫之把多难的国家比作病人，强调以“礼”治患。他说：“以礼治非礼，犹谋国者固本自强而外患自辑，治病者调养元气而客邪自散。”在现代社会，“礼”包括现代政治文明和制度的建设。王夫之注重内因，他又说，如果谋国者只考虑抵御外患，那么，防御之术就是祸患之所生；如果治疗专攻外部病邪，就会首先伤及病人的腑脏，而病邪仍然在扩散。

　　转型国家是弱者，腐败国家是病人，需要调养元气，固本自强。现在，廉价劳动力和“经济学家”相辅相成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此后，知识分子必须发挥作用。他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社会责任感，这两样都是廉价劳动力和“经济学家”缺乏的。这是一个两难：他们在好的制度中才能发挥作用，而好的制度却又需要他们的设计和推进。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