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第二次会议上，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提议，修改了宪法，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3月15日公布施行。这是自1982年12月通过新的宪法之后第三次作修改。此次对宪法中的三条作出重大的修改，直接同非公有制经济相关

　　◎另一件与企业改革及私营经济发展相关的大事，是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总的指导方针是：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这一年对民营企业发展有利的另一因素是历经数载的《证券法》7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为民企改制上市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33位民营企业家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那就是7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新闻界发布了一份《信誉宣言》。倡议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入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的行动中来

　　1998年12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经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讨论通过，提请九届人大第二次审议。

　　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第二次会议上，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提议，修改了宪法，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3月15日公布施行。这是自1982年12月通过新的宪法之后第三次作修改，1988年4月和1993年3月先后两次对宪法作出了修改。

　　此次对宪法中的三条作出重大的修改，直接同非公有制经济相关。

　　一是宪法第六条，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第一次明确地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一个新的突破。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是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删去1988年宪法中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提法，这是一个新的飞跃和新的发展。同时，将本条的其他文字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通过国家根本大法，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非公有制经济重新定位。

　　三是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护其财产，明确提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这就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是把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精神变成国家的意志。

　　在这一年，另一件与企业改革及私营经济发展相关的大事，是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在总结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份重要指导性文件，通篇贯穿了社会改革的精神。总的指导方针是：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决定》指出：“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前，国有企业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相互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同时《决定》重申了“抓大放小”的方针。

　　所有这些都是引导、支持、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也是对近年来一些地区实行“抓大放小”，推行“国退民进”的实践的肯定。同时，这也在表明：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不是搞私有化。

　　而全社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歧视，转向公正、认同和赞扬。1999年10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刊载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的调查情况，他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的调查显示，70%的居民认为私营企业的贡献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20%的居民认为私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处在一个补充和推动的地位。10%的居民认为目前私营企业还仅仅是一个补充作用，其贡献还不能纳入国民经济的发展中。

　　在问及“私营企业的地位将会得到快速提升”这一问题时，有高达70%的居民对此持肯定态度，持模糊看法的占20.4%，而认为“不可能”的仅有4%。

　　在调查中，人们对私营企业进入商业流通领域、餐饮业和养殖业的认知程度相当高，认知率占到80%以上。另外得到较多认知的行业依次是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认知率均超过了50%。从私营经济参与的行业来看，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而且多为近年来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行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减轻了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职工安置压力。此外，也有国企所不可比拟的用人机制，私营企业的未来也因此而不可小视。

　　虽然这是1999年的一个区域性的调查，但已完全显现出民营企业内在的旺盛生命力。

　　1999年，在收购、并购、重组等一些和资本有关的游戏过程中，有三个年轻人显得格外“春风得意”，一个是搞文化产业的刘波；一个是科利华的宋朝弟；再一个就是搞“西部软件园”的宋如华。然而他们是迅速得意，迅速失意，搞得是轰轰烈烈，去得是无声无息，至今很少有人再提及他们。

　　然而只有一个鳌将，以超常的智慧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1999年的股市狂热中，他如鱼得水，他就是德隆集团的唐万新。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后来评价说：其实唐万新是一个满怀金融抱负的理想主义者，并不完全像媒体所认为的那样，说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德隆从1997年起，采用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3只股票。截至2004年4月14日，德隆累计买入这3只股票678亿元，操纵股市非法获利98亿多元。从2001年至2004年，德隆旗下企业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多亿元。据政法机关介绍，这起德隆案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金融证券案，涉及20多个省、市、区的2500多家机构和3.2万多名个人。

　　可以说，德隆曾经做过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梦，以产业整合为核心的战略投资和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混业金融帝国。这个梦想在2004年4月随着德隆控制的湘火炬、屯河、合金等所谓“老三股”崩盘而变得毫无实现的可能，接着它控制的几十家金融机构很快受到波及，最终，它旗下的百亿资产被分拆零卖，德隆彻底消失。2006年4月29日，被称为“最大的金融证券案”的德隆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德隆总裁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40万元。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各处50亿元罚款，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罚款3亿元。

　　德隆对资本的偏爱，也使之在此道路上毁于一旦。但1999年前后，民营企业家对资本的狂热，已到了失控的状态，有的民营企业家曾明确表示：“做什么也没有玩资本来得快。”而之后国美的黄光裕也同样走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这一年，中国企业家充分感受了世界级企业帝国的激荡，9月27日，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了以“中国未来50年”为主题的’99《财富》全球论坛。这是20世纪最后一届，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首脑、政界要人、学术权威人士共800余人，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参加了开幕活动并在开幕晚宴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5家中国企业。同时，中国的海尔和长虹、联想、万科、希望等著名企业也参加了这次盛会。民营企业家在此次盛会上显得十分活跃和抢眼。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家都说我们四川人有盆地意识。这次我就是从盆地出来，穿过江汉平原，来到太平洋边上的上海。我切实感到，这里通向世界。”

　　这是刘永好最富有诗意的讲话。

　　这次《财富》论坛给中国企业留下很多重要的问号，其中，如中国的企业到底是应该做大还是应该做强等等，都给之后的中国企业发展留下提示和思考。

　　一直认为“企业由小变大才是美”的海尔总裁张瑞敏，在此次论坛上便公开提出了“海尔要的是强”的口号。

　　经济学家曹思源指出，分析长期占据全球500强席位的企业，就会看出，企业的“大”是依靠“强”来支撑的，未来的500强更是重“强”不重“大”，中国企业不能做泥铸的巨人。

　　同时，我们还得到这样一个命题，规模会产生效益，但规模不等于效益。

　　其实民营企业已不仅是在论坛上可以与世界级企业面对面，现实的市场空间已被不断地打开。

　　年初的1月4日，国内首批20家私营生产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合法获得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私企直接走向国际市场，是外贸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使得私企获得了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截至这年的6月底，已有142家私营生产型企业拥有进出口权，被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的这142家私营企业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中43家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9家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5家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

　　这一年对民营企业发展有利的另一因素是历经数载的《证券法》7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为民企改制上市创造了更好的环境。《证券法》没有把企业的所有制作为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的依据，这表明非公有制企业、非国有控股的企业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发行股票上市机会。同时，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间接上市已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通过收购兼并而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有13家，1997年仅5家，而1999年是前两年之和还强。

　　这一年33位民营企业家还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那就是7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新闻界发布了一份《信誉宣言》。《信誉宣言》是由33位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的非公有制企业家签名发起的，并立即得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他们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发生的商业欺诈和信用紊乱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他们在宣言中强调，失信用、无信誉、轻信义的不良风气已经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遏制。

　　由此，33位民营企业家向全社会郑重宣誓：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带头在经济活动中做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他们倡议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入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的行动中来。

　　光彩事业投资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代表全体发起人宣读了《信誉宣言》。《信誉宣言》发起人（以签名先后为序）：

　　刘永好、卢志强、汪远思、李静、陈春林、胡家兴、许金和、冼笃信、许立伟、王祥林、樊庆斌、李义超、郑卓辉、金会庆、薛频、尹明善、王文京、王翔、赵满堂、马平一、林利兴、王玉梅、郑跃文、周晋峰、赵学铭、张江平、张冬梅、柴宝成、李安民、南存辉、庄荣昌、韩伟、夏守春。

　　经济学家于光远、萧灼基、茅于轼一致称赞33位民营企业家的行动及时、真诚、可贵，认为此举反映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体现了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家的高度责任感，是他们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梁金泉等都认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有识之士继“光彩事业”之后发起的又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活动。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显著标志，非公有制经济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这是所有制平等的又一进步。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民营企业对未来充满着更多的想象。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显著标志，非公有制经济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这是所有制平等的又一进步

　　《证券法》没有把企业的所有制作为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的依据，这表明非公有制企业、非国有控股的企业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发行股票上市机会。同时，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间接上市已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