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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

　　总有一些事情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大部分时间，它们或许因为新闻的疲劳沉寂于媒体报道的视线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汪清水的下面没有暗流涌动，只消一个合适的出口，它们又注定会以各种各样想不到的方式重回舆论之巅。这样喋喋不休的故事在广州几乎每天都有上演，譬如LPG、BRT、拆违，再比如眼下正登台的恩宁路改造。

　　近日，随着荔湾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邵卫红等代表的突访行动，恩宁路旧城改造情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一次，代表们和媒体反映的问题仍然是老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更为紧迫。外面“穿衣戴帽”，里面废墟遍地、臭气熏天的改造奇观，没有证明民众内心的伤疤因为时间的流逝得以自然愈合，相反却让那些号称“改善居住环境”、“保护西关文化”的权力行为的真面目愈发清晰，让那些打着“公共利益”旗号的宏伟目标濒临破产。

　　这样的事实，让那些曾对“旧城改造”抱以善意期待的民众，特别是居住在恩宁路的居民，充分感受到一个行政工程所能带来的最大伤害。毋庸置疑，这样的伤害不仅仅指向抽象层面的文化传承，更多的还在于人们居住环境和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它理应受到必要的博弈与抗争。

　　幸运的是，恩宁路的居民没有轻易向现实妥协，他们不断抗争的过程折射出一种可贵的权利意识，他们从容应对伤害的方式，还表现出现代公民应有的理性精神。

　　我们注意到，恩宁路拆迁之所以不顺利，并非全系补偿标准的争议，在拆迁规划、听证会等程序问题上，在对拆迁性质（公益还是商业）的定性上，在老建筑和文物保护方面，也是恩宁路的居民们丝毫不能让步的。

　　可以说，这样一种于私欲无涉的公共意识，简直是给主持拆迁的行政部门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课：什么才是“公共利益”？它不是权力部门脑门一拍、大手一挥的宏伟目标，恰恰相反，“公共利益”并不需要宏伟，它追求的是琐碎，追求的是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福祉，要具体到哪一栋房屋要拆、哪一栋不拆、拆要基于什么理由、不拆要有可信服的说法……

　　更为可贵的是，恩宁路的居民们在选择表达渠道的时候，也并非局限在私域场合的泄愤，而是在公共场域积极寻求有利力量的庇护。例如，媒体报道的“恩宁路183户居民联名反对恩宁路规划方案”、“220户恩宁人向百位代表委员发公开信”都是标准的公民维权案例。在这些行动中，参与者体现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用实际行动为主政部门诠释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局观”。

　　恩宁路居民理性、克制的公民行动，没有对任何人或者说对“公共利益”造成伤害，它不过证明了，“大局”一词用不着讳莫如深，它就把握在每个人的行动选择上。

　　广州旧城改造自恩宁路始，它是这场改造运动避无可避的样本。这就是说，恩宁路居民的抗争行动意义重大，他们为公民理性抗争权力行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式。可以想见，广州旧城改造运动只要还在继续，这种理性的抗争就会不断出现。当然，这是“大局”所在，广州之幸！

　　然而，这种抗争方式是否能够行之有效，或者说这种理性、克制的公民精神会否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现在谁也无法判断。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看相关部门在恩宁路的改造上做出怎样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