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朱骏生认为，在实践中，企业的许多创新活动往往超过了现有监管规则的适用范围，有可能放大监管部门的自留裁量权。

　　在广袤的东北三江平原上，举目望去，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这里是昔日的“北大荒”、今日“北大仓”，一个个可与国际水平相媲美的现代化农场星罗棋布。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也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黑龙江的中国“农场主”们防范自然灾害风险的需求正变得迫切，对保险这一风险转移手段的认知似乎正在上路。

　　7月中旬，保监会一纸措辞严厉的处罚决定书将偏安东北一隅的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带进了人们的视野中。处罚书中列出六大问题，涉及11人被处罚，公司和个人被处以的罚款合计达125万元。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因负直接责任，被责令撤换。同时，时任财务部经理和一位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也被撤换。

　　作为国内首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险试点5年仍在艰难地独自摸索前行，一些因过度关注业务发展造成的管理疏漏，以及被阳光农险自认为试点中的“创新”，既说明阳光农险本身机制潜在的缺陷，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相互制保险公司监管法规的缺失。

　　摆在中国保险业面前的相互制之题，仍然待解。

　　1.前世今生

　　阳光农险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年前，并与黑龙江特有的农垦系统密不可分。

　　1980年代，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经济区域，黑龙江农垦总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口少、土地多，一家动辄几百亩、上千亩土地，以国营农场为主导，家庭农场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风险由农民承担。1991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决定建立自己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

　　“当时想加入保险，找了仅有的两家保险公司，但他们都不管，我们就决定自己搞。”一位当时就职农垦总局的人士表示。为了应对雹灾和风灾两大主要灾害，农垦总局设立风雹基金，按每亩地一块钱收缴，总局和分局各留5毛，由局内农业部门和财务部门分别负责勘查灾害和管理基金。

　　两年下来，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完整的合同、保障程度低、两部门压力大等弊端凸显。但是，农垦总局仍然认可风险互助的方向，于是在1993年2月，决定组建专业机构，成立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办公室。制定《风险互助管理办法》、拟定合同，基金变身为风险互助金，并增加保费至每亩3.5元，以提高保障水平。风险互助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从最初组建时的3人，逐渐发展到2002年的60多人。

　　看似不短的10年时间，对农垦总局风险互助办公室来说，却要用“坚持”二字来诠释。

　　“10年间我们损失了2.8亿，主要靠农垦总局拨款，另外还从中央财政争取了6000多万元。亏损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组织形式特殊，互助办公室多次受到多个部门的检查，工商、税务、人民银行都认为我们不符合规定，没有营业执照、不缴纳所得税、非法集资等，互助办公室多少次差点土崩瓦解。”一位当时供职风险互助办公室的人士介绍。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互助办公室采取了与人保财险合署办公的方式，但是这一合作却因2003年人保财险的赴港上市不得不“友好分手”。

　　无奈，农垦总局决定向保监会申请设立专门的保险公司，并选择继续沿用互助形式。经过近两年等待，在征求农业、财政、保监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国务院法制办6部委意见后，成立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申请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并以试点方式进行。

　　2005年1月11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破茧而出，首年收获保费2.28亿元。截至目前，阳光农险在黑龙江和广东设立了两个分公司，在黑龙江省内共设立了11个中心支公司、在94个农场设立保险社、在2000多个村（农场居民组）成立了基层会员组织，发展会员100余万人。

　　从2005年至2009年，阳光农险累计承保粮食作物1.9亿亩，占全国耕地10%，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23亿元。到2009年，阳光农险全年保费收入已达16.49亿元。

　　相关文献显示，相互保险制度是国外很早就出现的保险组织形式之一，相互保险公司是相互制与公司制相结合的一种特殊保险组织形式，它是投保人以投保取得公司业主或股东资格，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形成保险基金，以投保人之间互助共济的方式实现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风险损失补偿，并采用公司经营制度。

　　阳光农险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会员制，会员根据合同约定向公司交纳保险费，公司对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合同约定进行保险金给付的形式从事相互保险活动，公司遵循‘风险共担、基本保障、丰年积累、灾年补偿、追求会员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