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晖,刘明霞

　　 新学期即将开始，为了儿子“小升初”奔波了一个暑假的高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今年年初开始，高峰就开始动用各种人脉资源，寻找重点中学的关系。最终某省级示范性普通中学初中部录取了他的儿子，学校告诉他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但要交6万元的“择校费”。

　　 这样的场景在每年的招生阶段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拼爹”不成功，就只有去一个比较差的学校。

　　 曾有教育界人士直抒己见，认为我国在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的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最严重的便是义务教育阶段，导致的“择校热”成为全社会的众矢之的。

　　 于是人们对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满期待。“这是我们第一次高举‘公平’和‘质量’的大旗，而且‘公平’被摆到了最前面。这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也是此次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曾天山说。

　　 但事实并不让人乐观。

　　 “拼爹”和“拼运气”

　　 “教育的不均衡其实是从电脑派位开始显现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这样说道。这项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并在90年代末期在全国普及的政策，在实施10余年来，被认为是引起择校热的“潘多拉盒子”。

　　 “用抓阄的方式让家长承认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差学校，家长是不干的。另外，好学校不愿意接受差学生，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斥出去，要接收自己挑的学生，还有为权贵子弟解决位置。”王晋堂作为曾经的中学校长，以亲历者的心态说道。

　　 这两个“不愿意”，使得政策无法按照设想的初衷发展。因此电脑派位之后，有背景的家庭用择校费和“条子”实现二次流动的目的。而没有背景的家庭只好默认“派位”进入薄弱校，两极分化愈加严重。

　　 与此同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的公立中学“翻牌”行动，大批中学的初高中分离，初中转成“民办公助”形式，这种仅是名义脱钩，以“民办”收费的形式，使得“择校费”开始变得“合法化”，并且逐年水涨船高。

　　 “现在中低收入群体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拥戴非常高，都希望孩子不受歧视地接受公平的教育。但高收入阶层就不满足自己的孩子受到的只是均衡的义务教育。”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表示，这正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大的阻力”。

　　 阻力是多方面的：在优质公立学校读书的部分学生家长是一个博弈能力相当强的利益群体；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的政绩往往维系于区域内优质公立学校的高升学率；而在优质学校教书的老师，也不愿意因“均衡”而使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

　　 教育均衡亦是地方政绩

　　 对于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化的问题，《规划纲要》里提出一个治本之策，就是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而某重点中学的校长无奈地表示，关键的是配套措施，比如流动之后学校人员的编制问题，是能否推行的关键。

　　 “我理解的义务教育的均衡包括三方面，一是硬件均衡，第二是师资均衡，第三是生源均衡。以北京为例，2005年出台了一个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硬件均衡基本做得差不多了。而生源均衡的前提是教师均衡，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解决教师流动。”王晋堂说。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破解妙方，只停留在国家层面是不够的，要有地方的规划，要有非常扎实的实施方案。”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感叹道，“至于哪里落实得好，就完全看地方的执行力了。”

　　 而实际上，在一些雄心勃勃的省级领导的重点推进下，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均衡化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如沈阳市全面实施中小学干部教师流动制度，已经颇具代表性。而上海也率先实行待遇均衡，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工资一个标准，定年薪七万二，由上海市财政拿钱。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总的动员令。就是一个行动纲领。各级政府是不是能够贯彻好中央的意图，是不是能够推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是衡量地方领导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力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