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向他的臣民借钱，把自己变成负有还钱义务的债务人，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这说明，在国际交往的影响中，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终于松动。

　　美国人何天爵在晚清时期曾经在中国当过外交官，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中国人本色》？也有人译成《真正的中国佬》？，写了他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他写道，“中国政府不存在任何内债，帝国内的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如果皇帝为首的政府需要财富的话，无需借贷，直接取走就可以了”。

　　何天爵的观察和解释都是非常正确的。周朝时期的《诗经》就唱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全天下的一切都是帝王的，帝王取用自己的东西，怎么能说是借呢？老百姓的钱，从根本来说就是帝王的钱，不过替帝王暂时保管罢了，一旦帝王需要，他就可以随时拿去。中国老百姓在历史上本质上是没有财产权的。

　　何天爵之所以一眼看穿中华帝国这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作为参照物的西方背景的特殊性。在欧洲历史上，国王财产与百姓财产的划分是清楚的，国王向老百姓征税受很大的限制，他没有钱花的时候就可以向国内外借钱，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英国国王带领军队打仗的时候，随身经常要带贵重的财宝，以便随时抵押借钱；当年哥伦布要环球探险，游说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资助，伊莎贝拉没有钱，也不能动用国库资金，就只好把自己的王冠典当出去，换得相应的资金；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他即位时，就已经债台高筑，即位后只好典当了自己王冠上的宝石“三位一体”。

　　欧洲的国王的遭遇，在中国的帝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帝王尤其后来的皇帝，可以用种种办法筹集自己需要的钱，根本无需借款。

　　中国的皇帝弄钱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加税。中国皇帝加税是不受限制的，只要他愿意，他有无限的征税权。明朝末年，东北后金崛起、陕西李自成起义、四川张献忠造反，无论抵抗外敌还是镇压内患，都需要钱，于是就有“三饷”的加派。加派也无需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说加就加了。晚清时候，政府面临太平天国造反、与列强的战争赔款以及后来的新政等等需要钱的问题的时候，采取的办法也多是加税，盐斤加价、厘金开设、鸦片课税等等都是。

　　皇帝也可以卖官鬻爵。卖官鬻爵筹集资金的办法一直从汉朝流行到满清灭亡。对于皇帝来说，荣誉、身份和官爵可以被无限地创造出来，没有成本，要多少有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然还可以通过没收的办法。汉武帝穷奢极欲，弄得民穷财尽的时候，就想出“征收算缗钱”也就是财产税的办法，当有钱人不愿意主动申报财产，征收不如意的时候，就发布“告缗令”，重金奖励邻里乡亲告发隐瞒财产的人，中等以上人家都因此破产。这种做法无疑属于没收。

　　皇帝也会让臣民们无私捐助。当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就命令大臣们捐献家财资助政府摆脱严重危机。在清朝，大商人如盐商给皇帝孝敬钱基本上是一种惯例，盐商从垄断的盐利中得到的利润，一部分就被皇帝瓜分。

　　说起皇帝弄钱，当然不能忘记一条，就是他可以开动造钱机器，大量造钱。不过，古代的货币是重金属铸造的，造钱需要很高的成本，一般来说，靠大量造钱敛财并不比卖官鬻爵、加税和没收更划算。只是一旦贱金属甚至纸币成为主要的货币的时候，皇帝就可以通过大量造币来敛财。明朝的朱元璋大量印制宝钞，强迫社会流通使用，掠夺了不少财富。

　　既然皇帝有办法弄到需要的资金，那么，还何必借钱呢？对于中国皇帝来说，借钱使得自己对臣民负有还钱的义务，这种限制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当然，帝王也有借钱的时候，这只不过是特殊的例外。中国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债台高筑”，说在距今天两千两百多年前，末代周王姬延统治的地方已经缩小成为只有若干城池，仅有3万多人口的小地方。周王没有办法过日子，就向臣民借钱。但是他又没有偿还能力，债主们上门讨债，周王没有办法，就只好修了一个债台，躲到上面去。末代周王之所以借债，是因为他实在是日暮途穷，任何讲究也顾不上了。

　　还有一个例外是，清朝行将灭亡时也曾一改不借钱的惯例，向臣民借债。从1894年到1911年，满清朝廷三次国内借款，第一次叫“息借商款”，第二次叫“昭信股票”，第三次叫“爱国公债”。那时候，清政府内外交困，皇朝不借钱，便无法度过给日本赔款的危机，甚至无法摆脱被革命推翻的结局，借钱实在出于万不得已。不过，满清朝廷没有采取加税而是采取借款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或许也与当时西方思想观念的传入，皇权观念逐渐淡化有关。总之，皇帝向他的臣民借钱，把自己变成负有还钱义务的债务人，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这说明，在国际交往的影响中，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终于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