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何苗

　　

钱伟长、孔祥瑛伉俪1935年清华大学理学学士毕业照起点：曾经物理只考5分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化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起初，物理系主任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极度用功。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忧患中的留洋与回国

　　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他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

　　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文集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学习才刚刚一年。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请求被转到了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

　　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相，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即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

　　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后的4年里，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一起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

　　1948年，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都非常艰难，生活非常苦。这时，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老朋友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了，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戴右派帽子的“万能科学家”

　　1955年前后，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我国科学界的“三钱”。

　　可是紧接下来，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而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于是清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主席保了他。毛主席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就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又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在那里，他同样做出了贡献。

　　炉前工很苦，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

　　拆除“四道墙”的教育家魄力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钱伟长和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一样，沐浴着春天的阳光。他精神抖擞，准备为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2年底，正在一家研究所讲学的钱伟长突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上海工业大学(前身为1960年建立的上海工学院)原本是一所在上海很有影响力的市属重点大学，但由于“文革”冲击，学校的建设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要重振上海工大，以适应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一位德高望重、锐意创新的教育家担当起学校治理者的角色。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想起了钱伟长。1983年被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任至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在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下，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回忆道，“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信任”。

　　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给予他的信任，以教育家独有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推行“三制”，修改教学大纲；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增设许多新的科系。这样上海工大在钱伟长到任不久便显示出蓬勃生气，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显著的办学效果，得到党中央和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

　　1994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任为上海大学校长。他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为学校开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新局面，推进学校事业日新月异。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与效益，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弘扬光大、生生不息。

　　他是一个很独特的教育家。近一个世纪坎坷而精彩的人生，特别是从1946年毅然离开美国回国，走上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起，整整61年，这丰富的经历和感悟，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教育学，一个现代教育的独特范例。

　　翻开他那本近50万字的专著《论教育》，收录的90篇文章，集纳了他半个多世纪殚精竭虑的思考、实践、探索、体会和认识；他的教育思想求真而务实，就像他治学的一贯风格。

　　“我做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需要，我就干；有不懂的，我就学；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对岸有果子要摘，再宽的河也要过。”

　　每天，当上大学子走进校门，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面屹立的巨石，上面刻着钱伟长的手书“自强不息”。上海大学新校区里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各幢教学楼之间都有曲折回廊相连，两旁的树木错落有致。这些都来自钱校长的创意：让师生在课间转移时既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又可以赏心悦目，调节精神。连学校的食堂和招待所都冠以文雅的名字：乐乎楼、水秀楼……并有名家题写的匾额，使校园里处处充盈着浓浓的书卷气。

　　当然，作为大学的根本乃大师，而非大楼也。这些年来在钱校长的支持下，上海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很快，引进了一批有实力的中年学者，成立仅十多年的上大美院和影视学院也在社会上影响日彰。学校还邀请上海的书画名家来校聚谈，吟诗作画。国内外著名的乐团和音乐家也常到学校的剧场巡演钢琴、交响乐等高雅艺术。这些活动中许多还是由钱校长亲自联系和推动的。所以他虽然自己无暇来构思字字珠玑的锦秀文章，却用如椽之笔为上海大学的发展抒写出壮丽的诗篇。

　　“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学”

　　据钱老回忆，他这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1946年，他在美国和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论文《变扭率的扭转》后，以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并出现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承担了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因为祖国需要他回来建设新中国，因为学校当时缺少力学教师。而此前在国外，他搞过雷达、火箭、航空工程，并非专搞“力学”。

　　1955年前后，他参加制订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顶着压力，极力主张列入原子弹、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等4个项目，而没有提自己的专业，因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需要它们来扬眉吐气。

　　浩劫当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由于没有高能电池，我国的坦克只能走走停停。“靠边站”的他就研究起了电池，一搞就是6年，做出的电池不仅体积小，而且能量高出8倍多，大受工厂、部队和地质勘测部门的欢迎。

　　拨乱反正以后，年已60岁的他，又迷上了计算机，可不是赶时髦，只因为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学。”

　　多舛的命运，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再坎坷的磨难，也消蚀不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告诫师生：“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光抱怨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所以，他给上海大学定下的办学宗旨是：“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秋叶般静美的晚年

　　在钱老晚年的作息时间表上，他每天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工作。首先要浏览当天的各种报纸，读完报，秘书要向他汇报一些工作。接待来访者、开会一般都安排在9点以后。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钱老对教育的现状、学校的发展、院系的设置还经常惦念着，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们也信任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请他出个主意。

　　下午3点到5点又是钱老的工作时间了。除了外出开会和听取汇报，老人一般在这段时间里要处理各种来信。由于钱老是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因此来信多是向他表示问候，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处理每一封信老人都不厌其烦，而且非常认真。

　　晚上6点半至7点半是钱老的散步时间。过去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走3000步，后来身体状况有所下降，虽然走不到3000步，但这个习惯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9点半休息之前，钱老通常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看一会儿电视。除了新闻外，老人最喜欢的当属体育频道。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就是个体育健将，现在仍是个体育迷，他说：“现在动不起来了，就看看人家比赛。”碰到喜欢的赛事，老人也会提前把闹钟上好，半夜三更的爬起来看直播，那种痴迷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小伙子。

　　一直到与世长辞之前，钱老最关心的始终是三件事：一是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创新。钱老说：“自主创新，就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自己解决，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

　　钱伟长语录

　　——我不是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我的基础好一点，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临时开一个题目，保证3个月内就可以开展。我会查资料，看书也快，今天干完这个，明天就可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我的题目很杂，什么都有，因此有人说我是“万能科学家”。其实不是万能，不过我会去学一类东西，我会看人家的东西，看懂了我自己能下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下去。我懂得爬在人家肩膀上，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我不是天才，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我就学。你们不要相信天才论，关键是在于刻苦和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东西，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学，敢不敢学。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的，那个学校就是好学校。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学校体育很重要。好处之一是自身健康，另外运动也可以培养人，培养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