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风云变
作者:■本报记者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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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21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此举也标志着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了风云变幻的华尔街上金融监管者的新标尺。
本月15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9票的表决结果结束了对于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讨论，至此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正式立法的道路上扫清了最后一道程序方面的障碍。以去年6月17日奥巴马公布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为起点，这份长达2300页的金融改革法案从宣布起草到正式立法历经近13个月时间，先后历经财政部提案、众院立法、参院立法、参众两院协调等复杂而繁琐的阶段。
由于该法案最早由美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Frank共同提出的，因此该法案也被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由此它也被称为美国金融史上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的里程碑。它也被看作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最具颠覆性的金融监管改革尝试。
但无可否认，此次出台的最新法案是历经众多利益集团艰难博弈的产物，这也导致其从起草伊始便饱受质疑与争议。也正因如此，最终出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与奥巴马政府的最初构想已经有不小差距，严厉程度已经明显弱化。这包括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方面的妥协，一级资本动辄成百上千亿的银行仍然可以拿出数十亿美元来从事私募等领域的投资。
另外，为了换取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布朗的支持，法案在最后关头取消了有关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和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征收特别税的条款，并且削弱了法案对资产管理公司和共同基金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规的出台能否有效防范华尔街系统性风险、避免金融危机重演，其效果尚难肯定。就这样，在多重的质疑甚至是忧虑之中，美国金融业新时代的大幕，慢慢开启。
“最严厉”法案效果几年内难见分晓
这项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最严厉的金融业改革法案。而根据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扩大监管机构权力，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这也是本轮监管改革的首要目的。为此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在该法案约束之下，花旗和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要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的自营业务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危机前带来丰厚回报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也将明显萎缩；而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也被纳入严格监管的大框架之下。
更重要的是，以上这些公司均有可能被认为是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因此将面临更高的监管标准、更严格的薪酬规定、甚至是被强行分拆清算的风险；监管当局如认为这些机构规模过大，更可能直接否决其相互间的购并申请。
与此同时，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A），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并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也正因如此，《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被称为《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原因所在。
但尽管如此，对于新成立的法案，各方公认为其相比于奥巴马政府最初设计的监管蓝图，明显“温柔”了许多。立法程序最后阶段有两大焦点，一是“沃尔克法则”，二是参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布兰琪·林肯提出的“林肯修正案”，前者意在禁止银行业的所有自营交易，并完全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分业；后者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剥离所有衍生品交易，退出规模45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两项动议甫一出台，便遭到美国金融业巨头们的猛烈抨击，游说和公关公司穿梭于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力图从新法案中稀释甚至打掉这两项内容。
对于普通消费者、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来说，其意义是复杂的，阵痛与希望并存。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未来不能再享受超低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将降低当期福利，但会有助于将消费与收入更有效地匹配；对银行业而言，手脚将被束缚，但同时也防止了未来次贷危机的重演；对投资者而言，新的监管环境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失去部分超额利润的投机机会，但同时也降低了出现巨额亏损的机会。
对于监管的成果，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表示，美国这场声势浩大的监管改革最终效果如何，可能几年之内都难下定论。立法程序的完成仅仅代表着漫长改革刚刚拉开序幕。随着《多德-弗兰克法案》正式立法，数十家新老监管机构将各领其命开始各领域细则的制定，而这些具体规定少则数百条多则上千条。
衍生品紧箍咒难解危机本源
虽然针对金融改革立法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是随着监管新规的出台，其所能为市场带来的安全感能有多少，成为关注的焦点。
此次美国掀起金融业监管改革风暴，起因缘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则被认为是这场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针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控，新监管法案可谓多措并举。为了防止华尔街机构因为过度冒险而在整个金融体系兴风作浪，新法案定制了一整套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银行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标准；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等。
然而在对近乎所有金融机构态度严厉的同时，惟独漏掉了对次贷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对此多德曾表示，两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支持企业（GSE）的监管的确急需改革，但两房问题极其复杂，更稳妥的办法是未来单独立法。
“我们由衷地认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支持金融改革法案中众多有关衍生品的条款。但是我们已经解决了金融危机中真正发生的问题了吗？还是我们放任真正的凶手潜伏了起来，随时准备重新露面。”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首席执行官康拉德·沃德斯泰德表示，针对房地产市场风险管控的空白，可能将是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所留下的最大隐患。
沃德斯泰德认为，3年前正是房地产风险敞口。在低劣的放贷标准与糟糕的风险管理推动下形成的不良贷款，造成并推动了这场危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金融工具都是对冲与接手风险的手段。一些市场参与者利用它们来接手房地产风险。但历史证明，造成危机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基础的风险纪律。
1989-1990年的储贷危机，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楼市泡沫以及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尽相同。但它们和其它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涉及房地产价值及风险敞口的风险管理标准和业务实践日益放松。”沃德斯泰德说。
对于两房问题所留下的监管空白，有分析认为，其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党团急于在中期选举前取得金融监管改革突破，而无意涉足两房改革这一政治雷区；此外，在没有好的替代方案之前，贸然处置两房也可能会威胁到美国房地产市场来之不易的微弱复苏。然而，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历来都是两房的政治盟友，所以不愿意对其痛下狠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回顾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诸多受害者，房地产风险敞口似乎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魅影。以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尽管其大部分风险都来自衍生品，但毫无疑问，让事情变糟的，是基础的房地产风险。它在现金次贷市场也有大量头寸，而且现金亏损可能远远超过衍生品头寸造成的亏损。而亏损规模最大的是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它们的亏损迄今已超过1600亿美元，而且可能还会高出很多。不仅如此，房地产市场危机也是全球范围内数十家传统银行倒闭的罪魁祸首。它们因向不良住房贷款者发放贷款而蒙受巨亏。
“这么多抵押贷款损失却没有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似乎很是奇怪。”沃德斯泰德表示，“我们不应对那些能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保险的银行施以严格的抵押贷款标准吗？修改政府支持企业(GSE)的放贷标准如何？对于非银行抵押贷款发放机构与发起机构，肯定可以进行直接监管，或通过管理抵押贷款市场本身进行监管。”
沃德斯泰德指出，专注于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把重心放在风险上，监管会有效得多。监管风险，尤其是房地产风险，应该成为目标。“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并不是衍生品的受害者。它们是糟糕的贷款发放与风险管理的受害者，而且鉴于这些做法过去常常卷土重来，我们无法保证它们以后不会再次出现。”沃德斯泰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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