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比人强，现在看来坚如磐石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安排，未来可能土崩瓦解。今后两年将非常值得期待

　　新环境

　　全球收入增长乏力

　　金融危机做了一件事，是把那些寅吃卯粮国家的私人部门真实债务全部晒出来。拯救危机做了另一件事，是政府不惜代价地把私人部门债务揽到自己身上。

　　支出大于收入的问题还在那里，通过改善供给面增加收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寅吃卯粮国家的根本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不再出现大的问题已经是阿弥陀佛。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全球会进入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低增长期。

　　在此期间，大家日子不好过，不得不比以前更努力工作，想办法改变。这会带来供给面上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蓄势待发。这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事，在全球分工链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要跟着升级和淘汰。依托于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中国甚至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进步。

　　 未来面临巨大全球通胀压力

　　近期内，货币当局注入再多流动性，也很难刺激消费和投资，全球总需求不旺，（一篮子货币计价，不是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想涨也难。

　　但是，货币当局释放的巨大的流动性不会长期沉积在银行里，金融市场上塞满了钱，缺的只是个理由，哪怕是实体经济面的一点好消息，也可能让大宗商品价格高高跃起，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通胀，这样未来的经济复苏会更加艰难。

　　主权货币遭受挑战

　　危机面前，美元和欧元都没有经得起考验。美元国债虽然扮演了避风港，但如果从居民、企业、政府及各部门加在一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美国的净债务／GDP比超过欧元区。美元国债的所谓避风港地位，不是因为它可以信任，而是其他主权资产短期来看更糟糕。

　　主权信用已经没了，全球范围内暂时找不到可以信赖其中长期真实价值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看到了新的希望，尽管国内还没有准备好，但至少在周边地区扩大使用范围有很大空间。

　　 中国增长模式遭受质疑

　　社会各界最近几年一直在反思，中国牺牲国民福利，把宝贵的青年劳动力、环境资源、能源、企业家精神放在一起，换来了不仅花不掉而且还在不断贬值的绿钞，而且还要遭受国际友人责难。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金融危机打醒了中国。不靠内需，中国经济就没有了进一步增长空间。

　　新道路

　　环境变化已经让中国做出了选择，中国接下来要走的是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从增长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的核心约束只有一个，是外部收入增长。

　　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扩张能力几乎没有约束，只要东西能卖到国外，经济就能增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里，如果外部收入增长趋势看好，投资、消费、经济增速、货币和信贷增速、房地产价格增长趋势都可以看好，这些变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口增长是一切的出发点。

　　在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约束条件会逐渐发生变化，从外部需求方转向国内供求。投资效率（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投资效率）和收入分配将成为核心制约因素。

　　内需导向型的经济体当中，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投资－生产－分配－消费－再投资的高速良性循环。整个环节当中，投资效率高低制约着供给方的扩张速度，收入分配决定着需求是否匹配。提高投资效率，关键在于市场化制度改革；改善收入分配，关键在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这两者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

　　从稳定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上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最突出的冲击莫过于外部冲击——外部需求的骤然下降或者是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骤然提升。

　　在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最突出的冲击可能会逐渐转向国内。如果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收入增长更多体现在工资上涨而不是利润上涨，货币政策操作对于中长期的消费物价影响可能会更加持续而且显著。

　　经济结构出现比较大的调整时期，同样的货币政策在新的环境下可能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影响，但就是这些变化是什么还不得而知。土地政策、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甚至是农产品政策这些非常规的冲击可能对国内宏观短期经济波动带来更显著的影响。

　　新政策

　　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必然要求对现有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做出大的调整。未来，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政策改革会加速，中国经济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此一举。

　　新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垄断。

　　垄断是中国经济前进步伐的最大障碍，以能源、教育、医疗、交通、金融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服务业产业当中，行政力量干预造成的事实上的垄断非常普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私人投资被挡在门外，后果是严重的效率低下，这是中国经济供给面持续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

　　打破垄断的任务非常复杂，新36条是个序曲，打击垄断产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腐败也必不可少，但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像当年国企改革一样，取消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至少也是这些部门的重大职能改革。

　　新道路上，最根本的保障是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社会福利和改善基础设施。

　　各级政府一直把GDP增长放在政策首要位置上，这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其合理性，可能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下一个阶段，政府把关注点从GDP增速转向大众福利，不仅仅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为经济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平衡增长找到了出路。

　　新道路上，最大的推动力是金融市场发展。不是技术进步不够重要，而是普遍和持续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那些专为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服务的非传统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同样需要一系列改革。

　　形势比人强，现在看来坚如磐石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安排，未来很多可能会土崩瓦解。今后两年将会非常值得期待。

　　未来几年，虽然在结构转型压力下GDP增长表现不会很好，甚至可能是增长下滑和通胀上升并存的组合，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相对艰难的环境里政策作了哪些调整。做好了，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决不是神话，做得不好，可能是经济和社会危机。

　　经济结构转型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篇小文章是盲人摸象，但愿有更多人愿意参加盲人摸象游戏，大家相互纠正，让我们的判断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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