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立凡

　　 假设，有比地球人更高等级的智慧生命存在并能够监控脑电波，那么一定会对6月11日到7月12日一个月内地球人的脑电波去向大感惊奇：数以十亿计的地球人的脑电波，都被南非小小的几块绿草地所吸引。不论你是否因呜呜祖拉的高分贝而烦躁，是否因那几个足球评论员的絮叨而心生厌倦，是否因所支持的球队遭遇失败而恼火，不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裹挟的，世界杯，为多数平庸的人的平庸生活，提供了4年一瞬的精神出位时间窗口。这是一个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文化、政治和生意，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一只小小的“普天同庆”借用了。

　　文化经：宽松情境下群体面具卸妆

　　 几乎没有哪个领域，可以获得如此豁免：你可以尽情地表达立场，甚至越不隐晦越受欢迎。所有深藏于社会人属性下的多重面具，在世界杯时间均被允许卸妆。自由表达如此珍贵，以致于即使占据绝对多数的群体都愿意利用这个机会，这个群体被称作“伪球迷”。宽松情境下，“伪球迷”的世界杯知识不足也不被嘲笑，甚至会受到真球迷的暗中鼓励。实际上，真正的球迷不仅是足球知识的所有者，而首先是对压抑情绪极其敏感的人。因其敏感，所以在其真实地通过世界杯获得快感的时候，对于“伪球迷”的欢呼或哭泣会十分认同。无论是真实还是伪装，都是为了快感，都是为了暂时脱离被界定好的生活轨迹，获得精神出位的愉悦。

　　 当行业跨度巨大，与足球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成功人士们越来越表现出抢夺话语权的急切，并努力使语句俏皮犀利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我还是个有精神诉求的人，我没有完全被世俗格式化。

　　 当同样行业跨度巨大，与足球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非成功人士们通过私下区域或网络公域对成功人士们的球评进行嘲笑、赞成、谩骂时，实际上，他们真正想说的是，话语权不是你们所独有的，草根也有草根的话语权利。关于话语权的一切博弈，实际上就是群体性的民主表达，只不过，在世界杯这个介质之下，民主表达娱乐化了。

　　 还有一批人视世界杯为无物。这是群体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当少数人的爱好和兴趣不随大流，而且多数人不以为异的时候，实际上社会至少在这一刹那是宽容的，这是一种需要呵护的芽苗。

　　 面对足球时群体性的面具卸妆，不仅代表文化的趋同性，更多的时候还表现为文化的冲突性。当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与邓加的巴西队互相冷嘲热讽的时候，他们争夺的是谁是足球文化的正朔，甚至争夺的是谁是南美大陆的文化正朔。当勒夫的德国队与卡佩罗的英格兰队互相不服的时候，实际上是欧洲冠军杯长年余恨的延续，余恨的背后不仅是输赢，还有谁家的足球市场更加繁荣和赚钱的博弈。更为沉重的文化冲突因为朝鲜队的出场而引人注目。当郑大世在国歌声中流泪，朝鲜人与巴西一战而惊天下之时，举国体制是否能够与市场机制相抗衡就从一场并未出现奇迹的话题，转为了深重的体育发展模式之争，转为了精神力量到底能够发挥多大这样的哲学层面的无解思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曾经相似的生活状态和相似的足球体制，让朝鲜队成了最好的借用品。在朝鲜队被葡萄牙横扫之前，对朝鲜队的赞誉甚至上升到了疯狂的程度。对朝鲜队败于市场选拔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有多忽视，就证明中国球迷一直以来有多可怜。

　　 不过，由足球引发的思考毕竟是少数人的事。对于多数人来说，每次看到22个强壮和坚韧的男人专心做事，已经足以引发快乐，特别是女球迷。看到乌拉圭的福兰，不用想到这个350万人口小国的玛雅古老背景和2012年预言，就已经快乐了。看到意大利人的蓝衣、阿根廷人的条纹、西班牙人的红衫，看到德国年轻人的全攻全守，看到巴萨群星对足球控制不可思议的理解，甚至只看到某支名队的总身价，都足以产生迷幻。即使是那些法迷意迷阿迷，面对球队的失败而愤懑，在这一时刻，都是最好的意识反映。因为真实和自由是稀缺品。

　　 自由文化发展到极致，是欢乐的戏谑。南非世界杯，一只叫保罗的章鱼成了全球公认的唯一先知。当然，所有比赛均猜中并非神所传授，而是出于人为。但是，所有人都认可保罗，甚至称之为“章鱼哥”，人类极少对一只无脊椎动物视同己出，视为同类。这就是自由带来的跨界和谐。所以，当有媒体正经八摆指出，保罗神迹实为人为用食品操纵时，不仅对世界杯文化完全不懂，而且等于宣布这场狂欢即将结束，人们又将回到理性的约束生活。

　　 没有大而划之统一四方的审美标准，没有专业对非专业的知识傲慢，有的是不同层次乃至截然相反的情绪和表达权利，这是世界杯最动人的文化，尽管只是4年一瞬。

　　政治经：敏感政策出台的时间窗口

　　 当G20多伦多峰会召开时，若干进入决赛圈的国家领导人都心不在焉。不仅是因为议事日程无法统一，还因为世界杯正在举行。当奥巴马在助手陪同下找个小房间看直播，当默克尔对卡梅伦表示道歉时，这种互动未必是球迷之间的互动，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家们借足球说事。当克林顿等一干政坛大佬赶赴赛场的时候，既是对向外推销的国家软实力的强调，也是中国式“官民同乐”的翻版。

　　 对于正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挣扎的欧洲诸国来说，世界杯提供了出台敏感政策的时间窗口。英国、法国、意大利诸国在世界杯比赛月纷纷推出财政紧缩计划，不是因为债务危机出现井喷式发作而必须动用紧急措施。抛开财政紧缩是否是应对危机的有效良方不谈，从效力上看，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是极其缓慢的。欧洲诸国在这个时间段不约而同密集出台财政紧缩政策，有其他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半年期过去，财政政策本身已到调整期。对于其中一些国家来说，债务利息现在比债务本身更可怕，所以财政紧缩出台越早，利息偿付负担越轻。其二，世界杯本身转移了国民的注意力。财政紧缩不仅意味着政府开支的减少，还意味着公民福利的减少。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当债务危机最严重、不得不提前紧缩财政的希腊勒紧腰带时，引发了巨大的政府反弹。希腊有帕潘德里欧这位资深政治家，所以政府安稳如山，但这一条件在其他欧洲国家不一定具备。所以，如何出台敏感政策又能保证政府运行平稳，是一个挑战。

　　 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讲过一个故事。他曾经用一个西方寓言做过一个比喻。这个寓言说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马丁·沃尔夫认为，蚂蚁是德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蚱蜢是美国人、英国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马丁·沃尔夫这个比喻当中，只有中国和爱尔兰未进世界杯决赛圈。虽然比喻尖刻，但是，让蚱蜢们忽略粮食减少的问题，没有比世界杯更合适的了。

　　 在赶紧出台政策之外，各国政府还有一个政治游戏不得不玩，即面对国际足联的权力挑战。世界杯期间，FIFA权力之大，足以影响一国政治。法国队躁眉搭眼回家后，亨利立刻被萨科奇的总统专车接走，被总统聆讯内部情况。法国足协主席随后辞职，此事立刻被FIFA警告：各国政府不得以政治权力干涉本国足协自由。之后，亨利与萨科奇的会谈再未能曝光。同样，因失败暴怒的尼日利亚总统下令国家队两年内禁止参加国际比赛，在FIFA警告后被迫取消禁令。

　　 欢乐的世界杯不能避免政治的作用力，实际上表明了世界杯的另一层伪装：它只是人们共同臆造的巴别塔。

　　生意经：黑白道的新造富运动

　　 所有因世界杯流动的钱，无论出自黑社会还是白社会，都是名副其实的热钱。世界杯是一场新造富运动。

　　 从主办国南非在世界杯期间和之后，将产生183亿美元的效益。而国际足联的收入同样可观。按照规定，FIFA所有收益的14%分给参赛球队，其余的全为自留，而且在与南非谈判时FIFA还强行令东道主通过了霸王条款：巨额收益离境时不与汇率挂钩，由FIFA自主决定。FIFA的收入有多少？按照朝鲜队的收入可见一斑：这支三场全输总比分为1：12的球队，其参赛奖金仍可达到其全国一年外汇总收入的0.17%。而进入总决赛的西班牙和荷兰，收入超过全球多数国家一年的足球资金。

　　 比白社会资金更为庞大的是黑社会的资金流动。没有人能够算出这笔账有多大，保守估计在一万亿美元以上。正是因为赌盘的存在，所以，若干比赛被认为有人为操纵的可能。

　　 英格兰对德国的经典战役，兰帕德所进之球被判无效被认为是操纵，阿根廷一共有三个违规入球是裁判赠送，都被认为是有可能的被操纵比赛。除了集团控制嫌疑，FIFA也被怀疑。最为离奇的说法是，亚洲球队无一能进前八，出自FIFA授意。因为布拉特与亚足联主席哈曼积怨甚深，哈曼一度威胁到了布拉特的地位。更有人言之凿凿地表示，布拉特为明年FIFA选举连任，进行了超过10亿美元的利益输送。

　　 巨大的生意蛋糕，令世界杯成了名利场。

　　 对于世界杯仍然稚嫩的中国企业来说，尽管英利和合资的百威投入数亿，以获得每场8分钟的广告镜头，是否能带来想象中的生意空间，现在还是个谜案。

　　 无论如何，每一次世界杯，有人大赚有人大赔，这再真实不过。当一些人品尝快感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在品尝痛感。这一点，从来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