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7月7日）

　　 “小皇帝”初露锋芒

　　 中国年轻人的媒体形象一直不好，他们常被称为“小皇帝”或“自我的一代”。但现在他们初露锋芒，他们对不断攀升的房价感到不满，近期一些汽车生产厂和其他工厂爆发了罢工，都说明了中国年轻人的期望上升，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这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巨大。对于过去两个月的罢工，人们可以给出很多解释，但原因之一是人口的代际变化。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能“吃苦”，但中国的80后和90后是在普遍繁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过去的农民工只想把钱送回农村老家，现在他们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职业生涯寄托和进入城市的前站。网络使他们更多了解到外部世界，2008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也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当前的罢工表明，工人已不像原来那么“能吃苦”了。对于无数的年轻毕业生来说，购买住房是实现现代中产阶级生活的关键，而年轻人成了承受社会压力最大的人群。

　　 华尔街日报（7月7日）

　　 良性竞争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常被理解为一种零和博弈，但在很多新产业上，中国和欧美都有发展的广阔天地。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等绿色科技都是这种良性竞争的好例子。中国现在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硅片，但产能过剩和硅片价格的下跌，已经使中国制造商在过去一年半里降价约一半，这给美欧的硅片公司带来了影响。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更先进科技的西方公司仍然能通过创新找到和中国竞争的方法。他们在科技研发方面远远超过中国，这就意味着，要和它们竞争，中国不能只依靠成本优势。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案例研究都表明，中国传统的低成本优势给西方生产商带来了压力，但关键的区别是，竞争是在科技生命周期的初期发生的，中国不用去努力赶超，外国跨国公司也不必面对永久性的价格劣势。随着中国日益加入更尖端的生产领域的竞争，这样的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多。

　　 福布斯杂志（7月7日）

　　 1932年不会重演

　　 人们总是会对经济形势做出悲观的预测，仿佛是以此显示自己的高深。在上周末，当一份就业报告显示，6月美国私人部门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仅为8.3万时，媒体就大肆宣称，当前的美国经济已经陷入像1932年那样的困境，美国将重归大萧条。这完全是耸人听闻，也证明了现在美国所弥漫的盲目恐慌的气氛。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性，只是相信各种前景中最悲观的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通常在每年的4-6月，美国的总就业人数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完全不值得因此而做出过度的反应。

　　 现在美国的就业恢复速度虽然低于以前的复苏时期，但统计数字显示，私人部门的就业创造数量依然连续六个月增长。我们会重复1932年的情况吗？我们得承认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恐惧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对比。在1932年，货币供应不断下降，胡佛政府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税，而在今天货币供应在增加，税收也远远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高水平，美国政府也没有实施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尽管美国政府的新法规、开支与监管措施对经济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生产率增长依然强劲，就业岗位和企业利润仍在增加。我们无需悲观，这和1932年大不一样。

　　 金融时报（7月7日）

　　 紧缩不是唯一选择

　　 随着欧洲银行危机的加深和美国经济的停滞，大部分有关如何稳定金融的讨论都集中于两种选择，一种是削减政府开支，另一种是货币贬值。这都是为了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前者是利用失业来降低工资，后者是降低出口产品价格。波罗的海三国把第一种选择发挥到极致。在两年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两国通过削减财政开支，把GDP降低了20%多。它们希望工资和物价的降低将创造巨大的贸易顺差，赚取欧元，从而能支付在之前泡沫时期累积的债务。选择第二种做法的国家不是很多。未加入欧元区的东欧国家知道，货币贬值将延缓它们加入欧元区的进程，因此大多数都决不考虑货币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紧缩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但问题是紧缩会滋长罢工和经济停滞，从而缩小国内市场，降低投资和国家税收。随着失业的蔓延和工资的下降，住房抵押贷款违约也将上升。

　　 现在东欧各国终于发现了第三种方式：激进地改革税收体系。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税制是累退性的，对贫穷的买房人不利。住房开支通常要占到东欧国家家庭开支的40%，降低这一比例，有利于这些国家扩大内需。东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国民摆脱双重负担，一方面是高收入所得税，另一方面是不断攀升的房价，并避免过度的紧缩。对此最佳的方法就是对房价的上涨部分收税。今天，税收改革也是帮助世界各国重获竞争力的最佳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