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关键词：姓“社”姓“资”
作者:■张志勇
 |
 |
 |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仿佛一下子风向就变了。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无人再提，全部停滞下来。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徘徊不定，个体私营企业主“如坐针毡”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第4次到上海来过春节。这一次与此前到上海过春节不同，他一到上海就去视察企业，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提出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中的观点和当时“左”的声言形成鲜明的对立
客观地说，“6·4”之后，有一种很强的论调，就是把这场“风波”归于搞个体私营经济，归于提出搞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归于对“私”的承认。这就使得很多人都在判断政策会不会变。
而1989年下半年，全国大张旗鼓地整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同时，各主要报刊载文批评有人提出的“私有化”主张，很多人把私人经济和“私有化”等同起来看，这就使得国内外舆论界关注着中央高层对“私”怎么看，是否还承认“私”。
到1991年初，一些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完全呈下滑趋势，私营企业户数急剧减少。据统计，部分地区私营企业户数减幅在15%-50%。其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环境紧缩的原因，有市场疲软的影响，有税负增加过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有一些地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对中央治理整顿措施理解上存在片面性。有的宁可“左”一些，以显示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这就使得有些地区出现先捕人后取证查私企大户的现象；有的地方先定额后派人进点追索“补罚偷漏税款”；更有的地方指令停业一批，赶跑一批，罚垮一批；有的地区对私营企业提出“赎买”，“引导走社会主义”。蒋锡培就应该是后一种的典型代表。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惯性思维，就是无论怎么搞，最终都要落到走什么主义道路的问题。
其实在1990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同一些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仿佛一下子风向就变了。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无人再提，全部停滞下来。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徘徊不定，个体私营企业主“如坐针毡”，整个经济往下跌，到1990年，有的地区由于个体私营企业的萎缩，很多专业市场出现萧条的局面，而此时，境外的投资资本也持观望的态度，这从当时与国外的政治往来出现停顿可以看到很多风向。而国际上的连锁反应从东欧开始，柏林墙被推倒，波兰团结工会工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选了总统，捷克、匈牙利也跟随其后变了，后来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也消亡，到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被戈尔巴乔夫解散了，之后宣布联盟解体。
正是国际上的这种大气候，使得国内的政治舆论出现了相对的模糊，改革开放的声音也变得微弱，个体私营经济成为首要治理的对象和领域，政治氛围是在向“左”，报纸几乎都在集中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方向性的问题，很多人深感不安和忧虑。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第4次到上海来过春节，陪同小平在上海的还有李先念和杨尚昆。这一次与此前到上海过春节不同，他一到上海就去视察企业，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的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他还说，发展经济一定要开放，不开放是发展不起来的；他再次表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并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很快被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评论部主任的周瑞金看到了，周瑞金立即感到这有文章可做，在周瑞金看来，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不完全是对上海讲的，而是针对全国改革开放的全局讲的，而且传达出很多新的思想。
按《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在一版写一篇言论来贺新春。小年夜，周瑞金找到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施芝鸿，商量如何把小平在上海讲话的声音用言论传达出去。
2月15日，大年初一，第一篇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在《解放日报》头版刊发，署名“皇甫平”。文章还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月2日，署名“皇甫平”的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一版。紧接着，3月22日、4月1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评论分别见诸报端。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提出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中的观点和当时“左”的声言形成鲜明的对立，文中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随之而来的责难和批判如排山倒海，北京的一些媒体围绕“姓社姓资”大做文章。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当代思潮》杂志，1991年第二期）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有的文章直接就是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
这一时期的争论和交锋一直持续到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人们才一下子觉得阴霾廓清了，思想解放了出来。
而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当时困扰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来自中国底层的创新，一直伴随着姓“社”还是“资”的质问，从包产到户搞单干，到社队企业成为乡镇企业，抢了国企的资源，从建立特区和沿海开放，到利用外资的“三资”企业多了，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到有的地方的个体私营经济超过了国有的比重，等等。无论是谁，只要说你不是搞社会主义，是在搞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罪恶难逃”；个体户，私营企业“都是靠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发展起来”；发展私营经济是搞“私有化”；有的还仍沿袭“文革”遗风，不断地上纲上线。
面对这样一个“异常气候”，1990年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不断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政策不变的方针。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以来对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
在这一年的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中发（1991）15号文件，在这份报告中精辟地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简单类比和等同，更不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对他们采取团结、帮助、教育、引导的方针，要求他们‘爱国、敬业、守法’。”这个报告较好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私营经济的方针和政策，这个文件起了稳定工商界人士和私营企业主的作用。
据说，15号文件是在李定、胡德平等人的组织下负责起草的，这个文件对之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全国工商联的性质界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5号文件最大的突破，就是明确了新时期的工商联与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联的性质，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工商联作为各类工商业者的团体，是名副其实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的工作对象由谁来承担和联系，明确由工商联来承担，这使得工商联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正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由此，工商联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到1991年的下半年，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停止了下降趋势，有所回升，到年底，个体工商户的户数1414.5万户，从业人员2246万人。私营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增加，略有恢复，为10.7万家，仍没走出徘徊的困境。
对于1991年，还有两个人在这里应该有个简单的交代，因为这两个人在这一年所做的事，之后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和民营企业家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人其事一：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牟其中，1940年出生于四川万县。
1989年到1992年，牟其中好像“转运”了。中俄飞机易货贸易成功，也就是他著名的商业经典案例：“罐头换飞机”牟其中由此如日中天。1991年年中，南德、四川航空与苏联方面达成协议，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购4架苏制图-154飞机。据牟其中自己称，这一笔生意赚了8000万到1个亿。
“罐头换飞机”，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深知了资本游戏的魅力，同时也使一些人误认为“资本运作”就是牟其中的“空手道理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牟其中的“空手道”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智慧财富之门”。
其人其事二：仰融与华晨
仰融始终是一个神秘人物，据说他原名叫仰勇。人长得很魁梧，很有企业家的气派。
仰融的商业故事主要起于1991年前后，1989年，仰融在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的股份，之后进行换股，将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然后，仰融在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即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华博100%控股。在此，仰融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在这样的股权结构转换后，仰融开始筹划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证监会，所以，仰融为了让上市公司有个合法、合理的身份，筹划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4家，注册资金210万美元，其中200美元由华晨控股支付。戴了“红帽子”的仰融，顺利地进入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而也正是这个“红帽子”，最后使得仰融至今仍在国外，无法回国。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交所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成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第一只股票。
然而，仰融的中国轿车梦想在“华晨中国上市”10年后全部“灰飞烟灭”。但无论是牟其中还是仰融，他们对资本游戏的爱恋，所导演的商业故事，可以说是给之后的民营企业家上了最生动的“资本”课，使之实现惊险的一跳。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