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中信泰富，对中信集团很重要；但是这样的风险我们不能再让它出现了。” 孔丹说

　　【财新网】（记者 沈乎 28日发自北京）在接受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专访时，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和副董事长、总经理常振明回顾了拯救中信泰富惊心动魄的过程，并谈及中信集团的风险控制。

　　“救中信泰富，对中信集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再让它出现了，要最大限度减少像这样的冲击的概率。”孔丹说。

　　从2006年至今，中信集团的整体财务状况渐入佳境，但2008年10月发生的中信泰富衍生品交易巨亏则如平地惊雷，惊醒梦中人。

　　2008年10月20日，荣智健黯然宣布，中信泰富为对冲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的货币风险，与13家外资银行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产品买卖合约，约定的澳元兑美元汇率在1:0.87。当时的汇率已经跌至1:0.6，中信泰富的亏损敞口高达147亿港元。接下来的时间里，泰富几乎每天以1.1亿港元的规模继续扩大损失面。

　　“尽管当时中信集团只占中信泰富股权的29.4%，但如果置之不理，中信泰富定将陷入破产境地，中信集团也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一是财务损失，二是商誉损失，而后者的损失很可能大于前者。此时，国务院也有指示：中信集团要对中信泰富负起责任来。站在这样的高度，中信集团必须从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履行集团作为负责处置中信泰富风险第一责任主体的责任，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化解风险，以集团的信誉重建市场对中信泰富的信心。”孔丹告诉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的记者。

　　中信集团和中信泰富的关系源远流长。中信泰富的创始人荣智健是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最为国际化的一个子公司。

　　1996年，荣智健希望增持中信泰富股权。此时正是中信集团资金链颇为紧张的时候。中信集团上任董事长王军最终顶着当时“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将股权转让给荣智健等管理层，收回了108亿港元。1996年末，荣智健以自己在中信泰富的股权为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来受让中信公司转出的18%的股权。但是到1998年，中信泰富股价骤跌，荣智健的资产严重缩水，被银行逼债，否则极可能强行平仓。中信伸出援手，动用19亿港元在二级市场回购中信泰富的股票。中信实业银行亦向荣智健提供了10亿港元的贷款。中信泰富股价回升了30%。

　　“救中信泰富，历史上就这一次。上一次也是我处理的，中信泰富自身未受损，是荣智健个人出现了财务问题。这次救中信泰富，是因为中信泰富的资产还是不错的，并不是没有挽救的余地。”常振明告诉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

　　“中信泰富从1990年成立以后做了很多项目，包括香港电讯、中华电力、国泰航空、港龙航空、上海的两桥一隧等，但因为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被认为是中资给英资接盘。现在看，中信泰富的这些投资都是正确的。对于香港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贡献，也赚了很多钱。说明当时荣智健的眼光是非常不错的。”常振明说。

　　11月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另一方面，中信集团按照澳元兑美元汇率1∶0.7的水平承接53亿澳元期货合约，中信泰富向集团支付约11.8亿美元对价，外汇衍生品的风险敞口被转移至集团层面。

　　此后的数月中，中信泰富发生了一个V型逆转。2009年中信泰富的中报称，公司实现盈利24.68亿港元；到2009年8月5日，中信泰富的股价摸高至24.05港元，这意味着集团持股的账面盈利达到30亿美元；澳元兑美元的汇率至今维持在0.8-0.9之间。虽然相关衍生品合同到2010年10月结束，但危机基本已经过去。

　　孔丹告诉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2008年中信泰富危机之后，中信集团专门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现在正在推动从集团到子公司风控流程的管理。

　　“过去子公司自身独立发展的时候，从集团角度我们管控不够。顺利的时候发展得很好，出现问题时抗风险能力就下降。要把风险权重管理好。”他说。 “我们下面不能再有一个大而不能倒的企业。”■

　　（全文详见6月28日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中信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