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旺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模拟《门口的野蛮人》写了一篇《野蛮人谈话记录》，用来形容中国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PE基金。

　　“找项目这事不难。我们先从证监会的朋友那边想办法了解什么样的企业容易过会。然后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找到那些每年能有两三千万元利润的、行业对口的企业，节能减排热就看环保，传统服装上创业板难就赶紧绕开。”

　　“接下来就是直接把企业的老板约出来吃顿饭。我们能约到他们最想见的、能直接影响他们上市的人。两顿饭吃完了，将来上市前景如何我们也就都心里有数了。”

　　“我们有秘密武器。第一，我们不太在意价格，我有80%的把握可以上市拿到80倍（市盈率，编者注）。第二，我们基本不做尽职调查。我们想办法到税务局调出它过去的报表来一看，大概心里就有数了。都是民营企业，如果报表上已经有了1000万元利润，他真实的利润还不至少得有两三千万元？”

　　“整个投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过会’。但其实我们拿到发审委打回来的问题后基本也就心里有谱了。如果就问了几个问题，成功过会基本问题不大。如果问的问题很多，那就得赶紧想办法做工作了。”

　　“有人说我们这种投资是野路子。我们从来没说自己要投伟大的企业。我们只投那些我们能确保帮它在一两年内成功上市的企业，它未来伟大还是伟哥和我没关系，全中国的人民币PE90%以上都是投这最后一榔头。”

　　“媒体上老说我们PE腐败。我们又不是官员，怎么就腐败了？不就是趁火打劫赚点钱吗？”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野蛮人是一批市场化的金融精英，那么中国的野蛮人恐怕就是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监管层及其周围的利益相关方了。

　　金融精英的野蛮行为只要有严格的监管和合理的制度，基本能够发挥其创新的动力并限制其疯狂的野蛮行径。而如果监管层及其周围利益方陷在了设租和寻租的“乐趣”中后，结果必然是野蛮人吃掉了所有的猎物，最终的结局则是野蛮人成了灭绝的恐龙。

　　一向尊崇市场化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凤凰网举办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却一反常态地表示证监会还不能放弃审批制，其给出的理由是放弃审批制会让资本市场的骗子更多。

　　殊不知，通常在警察的帮助下，人们通常能有效地避免被骗。但如果警察有权逐个审查并颁发“非骗子证”时，警察不仅会贩卖“非骗子证”，而且当一些领取了“非骗子证”的骗子被人们发现时，警察反而会替骗子掩盖其“罪行”。

　　正如王冉所言，在现行体制下，证监会是所有人的背书，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审批本来是为了通过甄别和屏蔽不良企业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但这恰恰形成了一种最不健康、也最不具有保护性的心理暗示。证监会想把一部分责任转嫁给券商和中介机构，但在现行的审批制下，却又给这些券商和中介机构的操盘个人提供了打着“风险共担”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从企业那里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大好机会。

　　要想逐步杜绝所谓的PE腐败，有两个制度应该彻底改变。一个是审批制，一定要向报备制过渡。另一个是保荐人制。在通道制和审批制的环境下诞生的中国保荐人们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现在人为地把他们变为稀缺资源，一定会助长券商腐败。王冉的言语代表了金融精英的呐喊：不对以上两个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不对中介机构（尤其是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中国的创业板不是没有机会成为纳斯达克，但有更多的机会被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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