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 平采访报道

　　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三次创新

　　《21世纪》：目前GDP体系几乎已成人人喊打的对象，但究竟用什么来取代则莫衷一是。在多种超越GDP的方案中，您如何评价GNH？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GNH的提出堪称人类衡量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到目前为止，衡量财富指标体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人类一大发明是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即GDP。人类第一次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评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财富状况。

　　之后，人们又重新认识GDP，发现它有很多缺陷，存在认识的、知识的、信息的不完全性。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发明了绿色GDP，试图修正GDP的缺陷。绿色GDP考虑到人类发展其实还是有成本的，特别是生态成本。我本人也很快引进了这个概念，并学习消化这一概念。同时，我们也丰富和完善了世界银行绿色GDP框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增加了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投资，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核算更加全面。第二，我们认为，在开放条件下自然资源净进口，实际上是补充自然资源损失，从这方面对世行框架进行了修正。中国等东亚国家缺少自然资源、自然资本，中国越是开放，越能有效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就越有助于中国提高自身的净福利。

　　20世纪90年代，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提出是人类又一次大发明，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HDI不仅考虑到人均GDP，也考虑到教育指标、健康指标。基于这一指标，我在2003年前后提出GHDI的概念，实际上是HDI与总人口相乘。我认为GHDI更科学地衡量了人类的财富，并分别做了中国与美国、印度的比较研究。人类财富的衡量指标从GDP到绿色GDP到GHDI，这是第二个阶段。

　　即便如此，对人类的财富仍就存在认识上、知识上、信息上的不完全性。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次GNH的发明是第三次创新，因此我给它的评价非常高。人类对财富的认识，从GDP，到绿色GDP，再到GHDI，到GNH，三个方面的不完全性程度在下降，更趋近于真理，当然这里是相对真理。GNH做了很长时间，不仅提出了创新的理念，而且提出了指标与计算方法。我相信终有一天，GNH会被全世界所接受。

　　我感触比较大的是，GDP是由库兹涅茨、斯通等发明，绿色GDP是世界银行发明的核算体系，HDI是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由UNDP发展出来。GNH不是经济学专家，或者强大的机构发明的，而是不丹王国的国王和学者们发明的，而且不丹是最贫穷国家之一。中国学者作为大国的学者，其实工作不到位，缺少创新。

　　《21世纪》：GNH将“幸福感”作为整个评价系统关注的中心问题，将它们放在评价系统的核心位置，将在哪些方面改变发展的价值观？

　　胡鞍钢：无论是GDP、绿色GDP、HDI或GHDI，基本上还是物质性层面的东西。GNH核算体系则不仅涵盖了物质性内容，而且包含了精神性内容。我们知道，发展有不同的水平，包含不同的阶段。但并不是发展水平越高，幸福程度越高；也不是说，发展水平越低，幸福程度越低。发达国家走到今天，持续领先了100多年的时间，即便如此，很多国家的国民也没有感到幸福。像不丹这样的贫穷国家，幸福也许不见得比发达国家低。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使国民幸福比“发展就是硬道理”更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要向世界最穷的国家、人口相当少的不丹学习，而且要虚心学习。要把他的这种理念消化吸收、创新，真正变成中国的价值观。GNH所包含的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20世纪，邓小平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基于这样的共识，中国迅速发展。到了21世纪，我们仍然承认“发展就是硬道理”，同时从更长远的人类的价值观来看，“幸福就是硬道理”，幸福也涵盖着发展。加快发展本质上还是围绕着“物”，加快GDP的增长；科学发展则涵盖了“以人为本”，体现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程。今天我们进一步问，以人为本是什么含义？当然从经济学或社会学可以定义为经济净福利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绿色GDP，或者进一步提高GHDI。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没有反映出精神的、文化方面的内容。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就是要探索在外部约束条件的限制下，如何使人们更幸福，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者可以说，幸福观就是科学发展观。GNH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叫发展，什么是幸福，使国民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更加幸福。即使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发展的中心仍然是人民幸福。

　　GNH实际上与中国的和谐理念是一致的，中国完全有可能进行再创新。和谐、幸福是同一个目标，必须通过建立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企业、和谐地区以及和谐国家，乃至和谐世界，才可能达到幸福。

　　从GDP竞赛、

　　公共服务竞赛到幸福竞赛

　　《21世纪》：您认为GNH的可操作性怎样？如何统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

　　胡鞍钢：GNH的意义不可轻视，它实质上超越了GDP。它揭示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这就是GNH的意义所在。人类始终要追求更高的、更令人满意的发展目标。因此，对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说GNH可行或不可行，我们应该遵循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获取知识，将其本地化，并有所创新和总结。第一，从外部获取知识，因为这一创新知识来自于国外。第二，使这种知识本土化。第三，多实践，多创新，最后把它总结为全国性的标准和导向指标，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实践。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GNH指数，我希望它能够集中地反映出人民的幸福感。当然这里有技术上的问题，如果指数太多，确实难以测量。因此，如何使之简明扼要，就非常关键。GDP、HDI、GHDI都很简约，意义很大，可接受程度很大。HD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只有三个指标，即使认为教育可分为两个指标，也只有四个指标。这些指标非常精要。但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又已经涵盖了超过百分之五六十的信息。因此，找到关键的简约指标并加以合成，既便于测量，也便于比较，就非常重要。例如人口预期寿命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和营养水平、卫生条件、自杀人口、工商事故、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谋杀案、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艾滋病、慢性病等十几种类型以上的相关信息有关，这个指标集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纽约人均收入最高，但纽约人均寿命只有78岁，还不如上海地区，原因就在于谋杀等犯罪率非常高。中国学者要建立简约、关键的GNH指标体系，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标准化或指标化需要一个过程，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实际上现在中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始进行有关GNH的试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允许和鼓励地方试验。中国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确实和地方的政绩观有关系。谁做得好，就应该提拔，但我们也应不断地与时俱进，防止这种政绩观演变成新的教条主义。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是GDP竞赛；随后由于政府的不断转型，就变为公共服务竞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年规划的指标发生了巨大变化，六五时期经济指标超过了60%，现在已经降到了22%，十二五将下降到20%以下。非经济指标，主要是公共服务指标从不到40%，提高到现在将近80%。因此我国各地已经从GDP增长竞赛发展到公共服务竞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基本医疗服务，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几年以前，很多地区都已经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卫生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向公共服务竞赛的转型。如果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关于幸福指数的评估试验的话，等于我们又跨越了一个阶段，从公共服务竞赛转向幸福竞赛，也就是说使更多的人民幸福指数提高，即便是在贫穷地区、欠发达地区、内陆地区同样如此。因为幸福指数有一个特点，你是否比以往更幸福，是可以衡量的。这是更高的发展境界，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创新。在中国，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在创新、在实践。当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不仅追求发展与和平，同时也追求幸福的时候，我们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