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曲折的这八年，他强硬执着，不惜成为深发展门口的“野蛮人”

　　□ 本刊记者 毕爱芳 凌华薇 符燕艳 | 文

　　单伟建将告别任职长达12年的TPG。

　　 6月2日傍晚，刚下飞机的单伟建接听本刊记者的电话。他语调轻松，确认了将要离开TPG的选择，称这“很自然”，未来仍将兼任TPG的高级顾问。对于自己的新去向—创建以并购为主要业务的亚洲基金，他表示目前尚无信息可披露。

　　 单伟建原为新桥(Newbridge Asia AIV III，L.P)的合伙人。新桥是TPG控股的一家以收购、改造、退出问题金融机构为使命的并购基金(Buy-out Fund)。2004年，在单伟建的主持下，新桥几经曲折，终于入股深圳发展银行(000001.SZ，下称深发展)，成为第一家也是迄今惟一控股中资股份制银行的外资机构。

　　 2006年7月，新桥并入TPG合为一体，单伟建转为TPG合伙人。1992年创立的TPG，目前管理着300多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最大私募股权基金之一。

　　 单伟建告别新桥，动作如此之快，有些出人意料。他一手促成和管理的新桥入主深发展一案，在经历了近八年的重组等运作后，刚刚完成退出，不过是一个月前的事。

　　 5月4日，新桥与平安(601318.SH/02318.HK)股权转让获监管部门通过。5月7日，双方完成过户，新桥将所持深发展全部股份换得平安2.99亿H股，账面盈利约150亿元。5月13日，新桥快速套现12.5亿美元，出手过半平安股权。

　　一战成名

　　 单伟建今年57岁。他曾作为北京知青插队内蒙古，后到北京外经贸大学就读英语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一路苦读，从旧金山大学MBA，直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博士学位，后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在早年就职于世界银行、Graham & James法律事务所等机构后，单伟建1993年回国，并加入JP摩根亚洲，任董事总经理。90年代中期，外国投资银行在中国的征战并不很容易。五年后，1998年，单伟建离开JP摩根，加盟新桥，成了合伙人。此时正值东亚金融危机肆虐，韩国第一银行(下称韩一银行)陷于困境，当时整个银行价值不足9亿美元，而亏损高达10亿美元。

　　 单伟建代表新桥出马，经过15个月和韩国政府的艰辛谈判，战胜汇丰，最后以5亿美元获取韩一银行51%的股权。之所以能击败汇丰，是因为单伟建设计了新桥与韩国政府互惠双赢的方案。汇丰出价更高，但要求80%的控股权和20%的认购权；而新桥的条件是51%的控股权、100%的投票权，韩国政府占49%，外加5%的期权。

　　 新桥入主韩一银行后，重组并控制了董事会，输入明星式的管理团队，实施银行的战略转型。

　　 五年后，这家韩国第七大银行的贷款不良率处于韩国业内最低水平之列，总资产翻番，超过400亿美元，成功转型为零售银行。新桥则功成身退，将股权转让给渣打银行，获得5倍回报，单伟建也因此一战成名。

　　 单伟建称，投资银行的机会“可遇不可求”。韩一银行收购完成后，他曾试图收购亚洲多家银行。2002年开始对深发展的收购，是既定的亚洲策略之一。2006年初，新桥还斥资8.4亿美元收购台湾台新金融控股(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18%的股权，为其最大持股人。台新金融是台湾岛内的顶级信用卡发行商，为台湾地区第二大金融控股公司。同期，新桥在中国的投资还涉及投资联想电脑、新疆广汇等，均成功退出。

　　 2002年，披着重组韩一银行的光环，单伟建回到中国，此时正值中国银行业有些昏暗的改革前夜。深圳市政府有意重组深发展。上百亿元的不良资产正使这家银行陷于困境，政府急欲退出股份，拟借外力对这家银行施以改造。单伟建率队与深圳市政府谈判，事先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排他性谈判条约；亦在2003年春SARS肆虐之时，只身北上，于监管机构斡旋。最终，新桥在协议签订之前便接管了深发展。

　　 不料后因价格争议，谈判几度破裂；接管期满，新桥退出深发展，深圳市转而寻找其他投资者。但单伟建态度强硬，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当时市政府有的领导听到单的名字，就扭头要走。”一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称。

　　 2004年，新桥与深圳市政府重回谈判桌前。新桥终以12.35亿元拿下深发展17.89%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并承诺“五年不退出”。

　　 单伟建一开始便信心满满，认为新桥是改造银行的专家，他说：“没有控制权，改造就无从谈起。”深发展，因其特殊的股权结构，是当时中国惟一可能由外资取得控制权的银行。

　　改造深发展

　　 2005年初，单伟建率队开启深发展的改革。他的重组手法，与在韩一银行时如出一辙，即改组并控制董事会，明星团队入场，如请摩根士丹利的著名银行家“中国通”蓝德彰出任董事长、国内金融界资深人士康典出任监事长等。

　　 单伟建作风强硬，不留情面，第一个开刀的，竟是2002年将新桥引入谈判的深发展行长周林。

　　 2006年3月，周林因深发展在北京东直门交通枢纽项目15亿元不良贷款案被刑拘，后被取保候审。此前周林已经先后被免掉了董事长、行长等职，对监事长的谋职亦落空。与周林一起被调查的深发展高管，还包括深发展原行长助理、审贷会主任张宇，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陈伟清，以及深发展总行公司业务部林文聪等。

　　 “这么一来，没人再敢搞不良贷款了。”一位员工形容那时噤若寒蝉的气氛，“深发展内部的风气霎时有了改变。”

　　 2004年底，按此类基金的惯常做法，单伟建以国际视野选聘中意的经理人。他请来的第一位洋行长，是原花旗银行中国分行行长韦杰夫。此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是研究中国魏晋文学。

　　 不过，中文流利的韦杰夫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改观。从他上任后深发展公布的2005年一季度季报看，净利润同比下降了31.83%，不良贷款规模却从2004年底的11.41%上升至11.59%。

　　 “一度每天都有存款在流失，这让我害怕。”单伟建回忆那段时间，说自己每天都呆在深发展。仅仅几个月后，新桥便决定架空韦杰夫。2006年2月，韦杰夫正式离职。单伟建邀请原本担任董事的美国银行家法兰克·纽曼(Frank N. Newman)走上前台。在蓝德彰因个人原因离职后，2005年6月，纽曼先接任深发展董事长，后兼任CEO。

　　 纽曼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曾官至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担任过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美国信孚银行的诸多高管职务，有过拯救亏损银行的丰富经验，也曾出任韩一银行的董事，与单伟建合作默契。

　　 纽曼到任时已经63岁。他不通中文，但坚信“经营银行的语言其实是相同的”。只身来到陌生国度，身处不同文化人群中，纽曼尊重他人与善于聆听的修养，使之与团队沟通顺畅。他借助本地员工的智慧，发挥团队的力量，先后从深发展内部提拔了年轻的副行长胡跃飞、刘宝瑞等。纽曼渐渐得到深发展新管理层的尊重，被称作“老爷子”。

　　 胡跃飞被问及新桥给深发展带来的变化，只有一句话：“让数字说话。”2004年底，深发展的不良贷款率为11.41%，拨备率35%，资本充足率2.3%，净利润3亿元。到2010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已降至0.63%，拨备率升至188%，资本充足率达到8.66%，年化净利润为63亿元，资产规模扩大了3倍，是国内所有股份制银行中业绩提升最为显著的。

　　 对此，单伟建表示，“始终觉得战战兢兢。总算成绩单能交待得过去。”他对深发展靠自身努力走出困境、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资助尤感自豪。“过去的问题关键是所有者缺位。”他一言以蔽之。

　　多面硬汉

　　 最早始于2006年，单伟建即开始考虑退出的问题，业内先后传出新桥与民生银行、平安集团秘密协商的说法，但终未见天日。直至2009年6月，新桥与平安集团达成股份转让协议。获监管批准后，新桥立即作出换股选择，账面获利150亿元，目前已套现一半。

　　 “我坚信把深发展卖给平安是一个多赢的结局。”单伟建称。中国平安作为中国最大民营背景的金融机构，被认为在国际化和市场化方面有雄心亦有能力。这笔交易也使得单伟建一箭双雕，避开了减持深发展的诸多政策障碍，换股平安H股既没有流通性问题，又无换汇出境的审批需要。“一切都符合监管要求，基本不需要特批。”单伟建说。

　　 不过，由于深发展案的特殊性，这项交易踟蹰了11个月，最终才获得了从决策当局到各监管当局的放行。新桥以当年12亿元的投入，历经八年获得超过12倍的收益，不可谓不圆满。

　　 单伟建的强硬、执着又不乏变通的作风则给人留下至深印象。比如与深圳市政府的谈判风波；再如股改刚刚启动之时，单伟建以宝钢独立董事的身份，发表文章称，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看，非流通股东没有义务补偿流通股东。

　　 之后深发展股改，新桥不惜成为最后一批解决的“钉子户”，坚持几近零对价的补偿方案，惹怒流通股东，引发市场哗然。面对股市铺天盖地的声讨，新桥一度不肯退让一分。媒体也把他当时的文章和此后新桥的态度联系起来予以抨击，认为新桥在深发展股改问题上过于锱铢必较。

　　 在僵持数月后，新桥放弃了深发展的送股和现金，做出一定让步，终于完成股改。

　　 单伟建至今坚持对股改的基本看法，但坚决否认自己当初的文章是出于维护新桥的一己私利。而在最终平安收购深发展的交易中，他为了减少交易的监管成本，也没有支持当时高盛投行家胡祖六提议的“平安吸收合并深发展”的“完美方案”。

　　 深发展的一些高管这样评价单伟建：一个复合型人才，具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结，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身上又具有接受跨国教育形成的反差，是一名精明的商人。

　　 单伟建平时喜欢以书生自居，用词儒雅，时常以中英文发表文章；时而与世行开战“资本回报率之争”，时而又写写“学会消费”，对宏观政策加以评述。2008年金融危机后，单伟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介绍当年新桥在韩一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经验，为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解决有毒资产进言献策。

　　 令人忍俊不已的是，2007年6月，单伟建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明代天启大爆发”一文。他告诉记者，费了很大力气、很长时间完成这一研究，为的是解释明朝天启年间北京发生的一场“灾变”，与通古斯大爆炸一样，是彗星闯入大气层在近地点爆炸所致。

　　 单伟建每天四五点钟即起床，多年坚持每天清晨12公里的长跑。记者有时收到他清晨6点回复的邮件，也常能在半夜打通他的电话。

　　 直率的单伟建亦有狡黠的一面。他一直有选择性地和媒体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选择时机传达自己的声音，正体现了MBA的一句经典教义：坦率的智者无需使用谎言。

　　 在长达几年的交往中，单伟建温情的一面也开始为记者所知。他有一子一女，对女儿尤其偏爱。一次出差日本，不眠不休连续忙碌多日，一回家即刻带着生病的女儿去看医生。另有一次他母亲身体不佳，他立即飞往北京，满心忧愁溢于言表。

　　单伟建告诉本刊记者，他欣赏《留侯论》里的两句话：“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认为这是成大事的先决条件。他说，“修养至今，就做不到‘无故加之而不怒’，而‘骤然临之而不惊’却似本性，从来都是天塌下来也满不在乎。”“所以我做不成大事。”他如此自嘲。

　　单伟建简历

　　在旧金山大学获得MBA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早年就职于世界银行、Graham & James法律事务所等机构，1993年回国，并加入JP摩根亚洲任董事总经理。1998年加盟新桥成为合伙人。2005年6月出任美国最大私募股权基金之一TPG董事总经理。2010年6月宣布从TPG离职，另创以并购为主业的亚洲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