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两个模式”的出现
作者:■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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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已在中国大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这“两个模式”中，后来发展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民营大企业和大公司
◎苏南地区有两个创造，一个创造是发展了乡镇企业，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第二个创造是在所有制上创造了非国有经济。苏南乡镇企业这个贡献功不可没。
◎温州的不断变化和创新显然已远远地离开了“温州模式”。当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去纵深把握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时，我们发现，温州无模式。如果非要探个究竟的话，那么温州是走了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有商业精神、符合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之路
1986年，最春风得意的当属一批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的厂长们。从几年前社队企业的隐蔽状态，到偷偷摸摸去国有企业挖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把国有企业闲置下来的设备，以低价格弄到农村，再进行新的改造，以集资、入股等办法，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换来地方政府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体制上的“真空地带”，廉价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使乡镇企业快速崛起，由此而来，乡镇企业走向全面公开化的发展阶段。
到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达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向国家交纳税金170亿元，实现总产值3300亿元，占全国总值的20%。从整个经济层面上来看，乡镇企业是一枝独秀。
从乡镇企业走出来的一批农民企业家大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如史来贺、鲁冠球、禹作敏、徐传化等。
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工厂建在农村，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的供应，没有专业的技术，没有熟练工人，没有销售渠道，就是这些常年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靠着农民的鲁莽和狡猾，踩着政策的边缘，实现了所有的不可能。当他们从隐蔽走向公开发展时，已势不可挡。但体制上所呈现的优势，已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同感。
这一年，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已在中国大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这“两个模式”中，后来发展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民营大企业和大公司。
“苏南模式”实质是传统集体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1983年年初在江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费孝通提出，苏南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在看来已经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了。
“苏南模式”的萌芽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全国各地在集体副业的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是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的社队企业逐步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明确支持社队企业发展，这使得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从此走上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它们主要是利用苏南地区原有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了市场的种种空隙，迅速壮大起来。到1983年，这些企业已经在江苏省的农业总产值中占到了45%的比例。到重新定名为乡镇企业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到1989年，乡镇企业这一部分农村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的比例。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苏南地区有两个创造，一个创造是发展了乡镇企业，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乡镇工业，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移到城里去，而是把工业在农村就地发展，开创了农村工业新局面。第二个创造是在所有制上创造了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也就是国营企业这样的苏联模式上，苏南地区搞了一块非国有经济，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大创造。苏南乡镇企业这个贡献功不可没。
苏南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村级经济或是说乡镇企业，现在看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者通常所说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的村级经济有两个特点：其一，一个人、一个厂、一个村的故事连在一起，由此而成长的村庄公司，也称为“庄主经济”。这个庄主通常都是“老支书”，是村里的“头号能人”，或者说是比较纯粹的企业家；其二，这种“庄主经济”的特点是“级别最大，权力最大”，“所有制层次低”，企业也基本属于合伙经营或家族经营，这实际上使这类企业获得了某种体制外的优势。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鱼米之乡”的苏南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国有科研所和国有企业的人才都被单位锁在笼子里，苏、锡、常地区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到1997年前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所呈现的特点都非常鲜明。“苏南模式”是当地政府官员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而成，是以上海辐射带动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在长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生命力特强，前店后厂，是靠民间启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个私经济。这时，乡镇企业在进一步发展上碰到了比较大的障碍。从外部环境上来看，一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的规模越来越大型化，曾以小见长的乡镇企业灵活的优势被大型对手的规模优势压倒；另外，“苏南模式”的企业还面对另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模式——“温州模式”企业的挑战。正是由于这两种模式企业的产品往往都集中在以小见长的领域中，因此竞争也格外激烈。而苏南原有乡镇企业内部所有制中比较含糊的问题，在企业发展中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产权不分、政企不分、机制僵化等问题。
对民营经济有着多年研究的黄文夫认为，“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模式”。“苏南模式”也是一种“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尽管乡镇企业本身最初是作为一种“民营力量”出现的。
“苏南模式”最终选择了彻底改制。经过1998年和2000年的两次改制，将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改制为个体私营企业和产权清晰的股份制企业，到2002年苏南乡企的改制已达97%，这表明“苏南模式”的使命彻底终结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据江苏省工商局统计，到2000年6月底，江苏省私营企业已达15.16万户。据江苏省乡镇企业局2000年11月的一份材料称：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净增额的95%来自个体私营企业。可见，乡镇企业已走向“寿终正寝”。
“苏南模式”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的典型代表。在现如今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有一批就是从乡镇企业转型而来的。
2000年之后，那一时代的乡镇企业家已所剩无几，1999年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已在孤独中去世，天津的大邱庄也变了脸；华西村虽受热捧，但吴仁宝有很多问题说不清，这主要还是产权问题，虽是集体性质的华西村，但已成为吴氏的家族企业；而南街村的王宏斌也很难独善其身，2008年初有媒体报道说，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将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只有浙江东阳市横店镇横店集团的徐文荣仍高举“社团经济”的旗帜。
至于“温州模式”，我在此不再详说。温州是我去采访次数比较多的地方，在那里我结交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南存辉、郑胜涛、周大虎、胡成中、王均瑶（已故）、张朝荣、余阿寿和余进华父子、叶子建、潘廷宇和潘佩聪父女……
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温州的总投资仅为5.9亿元。
而今，温州可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数百万白手起家的富人和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温州产品，使温州闻名海内外。昨日这个城市还显得破烂不堪，而今却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感的新温州，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叹。究竟是什么力量创造了温州的奇迹？这里既不是经济特区，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更谈不上有什么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温州却凭着自有的无穷活力和对资本的眷恋，在市场经济中完成了对财富和功利的“实现”。显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活了温州人，从而使温州人“如鱼得水”。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的市场经济，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温州的胜利，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胜利。这一胜利，温州人自己归纳为：是现实逼的，是政策放的，是政府导的，是传统引的，是温州人闯的。
来自温州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评价，其语言的生动和准确，在我听来，远远要比一些专家学者们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他们说：
“不是温州市政府有什么高招，而是放手发展。”
“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不是你让我干，而是我要干。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
“温州无谜，就是实事求是，走一条符合经济规律的路子。”
“温州没有老师，只有赢家。讲实在，讲功利，但更讲勤劳致富。”
……
温州，这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抢眼的城市，可以说始终没有逃离争论的旋涡，但温州却是在争论中出了名，在不争论中求得了发展。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消息，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率先提出“温州模式”，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温州模式”的提出，对当时的温州来说是“雪中送炭”。但温州人并没有局限于这一“模式”。当社会各界非要探寻“温州模式”的本质时，温州人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模式。温州人说：“模式是新闻界、理论界和外界给定的，如果有模式，就是一成不变的了，按照这个‘模式’，还可以复制几个温州。”温州的不断变化和创新显然已远远地离开了“温州模式”。
在大量的鲜活实例面前，很难捕捉到温州的“模式”。当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去纵深把握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时，我们发现，温州无模式。如果非要探个究竟的话，那么温州是走了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有商业精神、符合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之路。
在这里，关于温州的地下钱庄我有必要在此有一个简单的交代，因为在1986年，温州的“抬会”名噪一时，“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至今温州人仍记得那一时期的疯狂游戏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最后平息“抬会”风波是以高压的手段和办法，会主李启峰、郑乐芬等人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但在之后的20多年里，温州的地下钱庄始终就按着它自身的游戏规则运转着，地下钱庄显然是在国家相关金融政策之外“循环”的，由于其运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有着自身“市场价值”，后来一些学者称为民间借贷，使得地下钱庄在不合理中又有着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几次宏观控制中，温州的民间借贷使得温州的民营企业和个私经济挺过资金的紧缩。温州的民营经济始终沉浸在民本的激荡之中。
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商品经济发展得较快，为民间信用的活跃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种被称为“抬会”的民间融资活动在浙江南部出现，民间资金的互相拆借，在1984年左右，在温州民间私底下就有所涌动。这种资金运作方式完全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作保证，正是由于高额利益的驱使，一方是铤而走险放贷大量资金，一方是为满足借贷需求，只好采用高息融资，其双方的回报都是诱人的。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高达12亿元。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中，使得这个游戏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1986年发生在温州的疯狂、血腥而狰狞的融资、借贷游戏，至今温州人都记忆犹新。但温州的地下钱庄在这之后，仍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民间资本仍十分活跃，民间借贷以它特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全盘否定。
12月3日，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同时成立。这个协会隶属国家工商总局，完全是官方色彩，还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协会组织，但在当时，协会仍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到这一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211万户，从业人员1846万人，注册资本金180亿元。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