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人又接连增加了两个。这些天来，媒体刷新“××跳”的速度似乎已跟不上死神的脚步。

　　在媒体“××跳”长长的名单里，他们不少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深圳市政府认定富士康的管理文化“使负面问题叠加”。郭台铭认为自己的“管理没有问题”。显然，这种争论都没有意义。真正的反省应该把事件镶嵌到深层的社会大脉络中去，并在其中寻找自我的责任。

　　所有的自杀都无法以单纯的、特定的原因来解释，但所有的自杀，都是生命感到无所依存。一个人的自杀，可以“偶然”谓之，连续十多个人“前赴后继”的跳楼，就是“罪恶”。最可怕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凶手的罪行”，从而将所有的“罪恶”轻易掩盖。当这种情形出现时，社会就非常必要进行共同的伦理拷问。

　　在进行进一步追问之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首先为富士康“辩护”（当然，是有限的“有罪辩护”）。否则，只能说明，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向一个企业推卸责任——就像毒奶粉事件中，几大奶粉巨头、整个奶粉行业，以及对食品安全负有天职的监管部门，向一个小小的“三鹿”，以及两个农民推卸责任一样。

　　富士康不过是中国无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缩影。既然如此，就不能在所谓的富士康的内部管理、企业文化之中打转。

　　它的问题，就像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情形一样。对今已获刑的田文华来说，她当年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具体的：全行业都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她因为道德而不这么做（无疑这种道德是十分应该的），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让工厂彻底关门。因为，更强大的竞争对手都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成本永远比道德有说服力。

　　现阶段中国企业，成本竞争是最核心的生存方式。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已经高出了一般的加工企业，如果同行未对员工权利与福利增加投入，它孤军深入进行这种社会性投入（非生产性投入），必然带来成本上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中国内地对富士康们存在的价值，恰恰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是基本的福利不充分的低劳动力成本。

　　学者秦晖先生以“低人权优势”来看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在所谓“中国模式”的论争之中，是十分有力的立论与批判。

　　事实上，“低人权优势”在中国社会体现的范围之广，超乎想象。显而易见的是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没有被纳入这个视线的有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与自然环境。

　　经济学上说“成本外部化”的时候，通常会说到后者，而事实上，员工的低工资、超时加班、低福利亦是一种隐秘的成本“外部化”，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在企业“内部”而被学界所忽视。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将成本向外转移。

　　此外，还有诸如中国食品领域的系统性不安全（客观上更卫生、更安全将增加成本）等各种隐性的成本外部化。低工资低福利、环境危机、食品安全，都是中国社会整体“低人权”的具体显现，不过此时已经成为劣势，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全社会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可见，“低人权优势”的背后，是十分高昂的社会总成本，而这种成本将会报复性地归还给全社会。工人自杀、有毒食品、百年不遇的恶劣天气，都是高昂的社会总成本次第释放的标志。

　　当整个奶粉行业以犯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制定与维持游戏规则的监管者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显而易见的违法中，负有更重大的责任的监管者可以轻易脱身。当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几乎整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把人作为生产机器对待的时候，政府的劳动社会部门何在？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往往在有意维持这种“低人权优势”，以保持自身或明或暗的利益。这种深层次的追问，何时会摆上台面？

　　在富士康跳楼事件纷纷扰扰的口水之中，郭台铭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被外界一笔带过。他说：“富士康在内地有82万员工，富士康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社会，有社会功能但是不具备社会机制，也没有政府职能。”

　　郭台铭虽有推卸自我管理责任之嫌，但这句话，是我迄今看到的“××跳”事件中，最为一针见血的一句话。

　　作者为本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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