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强

　　 我有一只股票，12元买进，曾经涨到过16元，但是随后就在一轮大跌中回到10元。刨去对自己没有及时获利了结的懊悔以外，也让我有了另外一个感悟：股票上涨三分之一给我带来的喜悦远远小于下跌六分之一带来的痛苦。后来百度了一下，原来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损失厌恶”。

　　 假设是有人刻意打压我的股票，又让我知道，我恐怕会有痛扁之的想法。这又让主要跟踪衍生品市场的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些打着对冲基金、投资银行旗号的做空者那么招人厌恶了。做空者总是给人隐藏在黑暗中随时准备使坏的印象。巴菲特的形象比索罗斯更正面，不仅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比量子基金收益率更稳健，也包括巴菲特总是做多，而索罗斯似乎一直在做空。

　　 损失厌恶的作用还在于，众人受伤的危机中唯有做空者得利，而那些做多者也许在道德层面上并不占优势（比如雷曼干的坏事就不一定比高盛少），但是他们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在同情的同时再去踩上一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把枪口都指向做空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做空者的原罪就在于，他们生存的基础就在于，要在某个市场上“制造”出一批受害者。普遍的损失厌恶心理，就让做空者变成了在道德法庭接受审判的角色。同时又由于衍生品是做空者最趁手的工具，衍生品也就被打上了“毒品、帮凶”的烙印。

　　 看看《华尔街日报》对于那些用期权、期货做空欧元的基金经理的描述：这帮人在曼哈顿的高级住所里，一边喝着陈年佳酿，一边坏水四冒，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之后就朝欧元下了黑手。这样的镜头几乎是电影里反面角色的专利，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做空者有多么“令人发指”了。

　　 但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市场上没有做多者，就一定没有做空者。做空者之所以真的能让英镑、泰铢、欧元贬值，让迪拜和希腊陷入水深火热，前提在于这些地方真的基础薄弱而又陷阱四布，做空者才能引爆那些似乎是隐藏着的炸弹。贸然做空，受伤的则只能是做空者本人，在这个伤病名单上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机构和交易员，就是索罗斯本人也曾重伤。

　　 在次贷危机、主债危机接踵而来的时候，去咒骂做空者远远不应该是第一要务，就是美国证监会也没办法证明该去让谁承担造成道指大跌的责任，改为想出一个增加熔断机制的“补丁”来。在做空者得手之后，应该关注的是那些炸弹最初是如何被安置在那里的。

　　 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允许做空（比如让大骂房价过高的人们可以按照某个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卖出几个“标准”平方米的商品房，无需交割），那么以13亿（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和开发商）希望房价下跌的卖空者来评估，即使每人只卖空最小的量，那么房地产市场应该可以跌到人人有房住的地步了吧？

　　 随后再一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想着买房的钱从犄角旮旯里蜂拥而出，聚沙成塔，把房价炒得更高怎么办？把衍生品这个雷管和房地产这个炸弹放在一起，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