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山西之前，我对朔州的这笔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所知甚少，仅仅限于几条大同小异的新闻通稿，让人兴奋的一句话是，“这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笔二氧化硫排污交易”。但到了山西之后，尽管交易额创了记录，但从交易过程中来看，这是一笔“非典型”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标本价值不高。

　　 说它非典型，是因为这笔交易，如果不是山西环保厅出面协调，很可能就因为先行交付不了了之，或者蜕变为事实上的赠与，而不是买卖。

　　 起初，需求方按照惯性找当地环保局，看环保局能否出面调配，无偿分配给自己一些指标。但多次沟通后，环保局表示无能为力，需求方才开始去搜索卖家，在一家一家排除后，最后找到了神头二电厂。

　　 当时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对二氧化硫排放指标能否交易、如何定价，都很懵懂。

　　 围绕“价格如何另议”，双方展开拉锯战，很可能无限期拖下去。卖方找到了环保厅，希望环保厅出面。环保厅组织座谈会，最后协调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促成双方正式签订合同。

　　 在被问到对最后的定价是否满意时，有一个买方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现在很不好说，要看国家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分配和交易政策是否长期有效。即如果长期有效，每年的总量都在递减，未来物以稀为贵，我们这次买卖占了先机，当然满意。假如国家相关政策变了，实行配置制，环保部门把收回来的指标重新分配，那么，我们凭什么付这么多钱？”

　　 记者在采访山西环保厅时，环保厅坚持认为，这次交易是企业自主谈判的结果，他们只是起到了“搭建交易平台”的作用。此处的“交易平台”，只能理解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威慑性，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平台还有很远距离。很简单，不可能每次类似交易，环保厅都出来搭建一次平台。

　　 在这次交易之前，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相继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的试点工作，因为报道不详，似乎也没有出现一个相对模范的标本。这次交易也并无实质上的突破，唯一的突破在于山西环保厅，从卖方的角度，将其与三个买方的多笔交易包装成一笔交易，将之树立为一个典型，广泛宣传，为山西省排污交易中心的推出鸣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