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全球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一员，劳伦斯·芬克的自谦与自信，让人难忘。

　　在接受本报专访前所作的公开演讲中，他曾就欧洲债务危机做了如下的表述，“我认为欧洲的政府债务问题会加剧，希腊的问题得以平息只是暂时的，两年之后，希腊还是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偿还他的债务。我最大的担心是，希腊的短期问题解决了，还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问题，他们要削减政府开支，要降低工人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夏天，欧洲南部将有更多的抗议甚至是暴乱。”

　　很快，希腊发生的一切印证了芬克的判断。

　　采访中，芬克会以“不是投资者”为由，职业性地回避所有与具体资产配置相关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问及债务危机、金融监管、人民币汇率等宏观议题，几乎都是滔滔不绝，毫不掩饰其态度鲜明的立场。

　　他也像本报描述了他对“领袖者”的理念——领导者做得好，要困难很多，要把企业整合在一起，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做好任何一项服务，都要与客户很好地沟通、交流，倾听其需求，像贝莱德这样的全球化企业，我必须要确保公司9000名员工中的所有人，传达给客户的公司信息是一致的，即公司是有活力，我们秉承固有的价值观、使命和宣言，否则，企业的完整性与一致性都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或许，宏观层面的关注与芬克以及贝莱德在华尔街迅速崛起的权势密切相关。金融危机中，贝莱德受命参与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芬克拥有来自最前线的核心信息，坦率地说，芬克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暗示这种优越性。比如，谈到希腊债务危机时，他首先会说“贝莱德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欧洲央行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芬克的公开演讲中，还有如下字句，“我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其他央行银行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央行行长们邀请我在巴塞尔发表演讲，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位非银行家发言人”；“我向伯南克主席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听起来都像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炫耀。

　　难怪，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芬克的银行高管对媒体说：“拉里总是暗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又不直接说出来，吊着你的胃口。”而他惯用的开篇语是：“就像我告诉华盛顿的那样……”确实，采访中芬克谈及盖特纳、鲍尔森、伯南克等人，自然而随便，听起来就像紧挨着他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事。

　　“在我看来，充分理解客户，并传递出一致的使命，是领导者需要做到的，也是比投资者的角色更为重要的责任。”

　　相比较语言中捎带的一点点得意，谈及后危机时代的世界，芬克的表述无疑显得严肃而认真得多，“我仍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不过，芬克显然担心投资者信心不足，对未来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养老金的储蓄力不够，会变得日益严重……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类的平均寿命会更长，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准备，也许养老金就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养老保障。”但是，目前投资领域的悖论则在于，“全球的现金流创历史新高，许多机构现实持有过多的债券，回到我之前所谈到的养老问题，仅靠债券是不足以满足养老需求的。”

　　“市场最大的风险不在于二次下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市场的重新增长。”芬克说道。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