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有话说

　　似少实多

　　言近旨远

　　讲彻底一点，我们先不要贴标签，不要上来就问这个是不是西方的？是不是中国的？应该先问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有益还是无益？如果对老百姓有益，就算是西方的又怎么样？”

　　言论

　　背景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日前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时称，制度好坏不应贴标签，关键看是否有益。

　　三言堂

　　自由发言独立精神

　　■肖畅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兔坂镇的农民马继文持续上访，反映村里占了他的土地。“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当地镇政府和马继文达成协议，马继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迫答应”给一定钱财。显然，这一协议并未生效，事后临县法院以“敲诈政府”的罪名对马继文作出刑事判决，二审也维持了原判（5月6日《中国青年报》）。

　　“敲诈政府”的罪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2月，河北沧州4农民因进京反映问题而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2000年，陈同梅因法院对婚后财产分割等判决不公而进京，在当地政府劝说下回来，提出以法院赔偿来挽回公道，结果被法院以类似的罪名判决。还有类似的“诽谤政府”、“损害政府形象”等罪名，我们也并不陌生。

　　“敲诈政府”的几个类似案例，都有明显的共同点：地方政府要规劝上访者离京，提出金钱补偿，而金钱补偿协议多无法生效，“敲诈”的罪名随之而出。在这个定罪公式的背后，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敲诈者”总有用以威胁对方的砝码，这砝码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上访者对地方政府维稳能构成潜在的影响，使得这些“稳定”，成了一种能被随时“恫吓”的对象。

　　一个人在威胁到公共安全时，确实能真正恫吓稳定的大局，但这种恫吓无以敲诈政府，用金钱赎买这些威胁者，只能表明政府的无能，甚至是有罪的。而敲诈勒索的罪名，一般用于刑事案件，刑法属于私法，针对的是个体间的伤害。在这一系列的刑事判决中，地方政府却俨然成为了该被刑法保护的对象，它们开始从公法的框架跳出，与公民个体对簿公堂，进行私法的较量。这无疑表明，这些地方政府开始人格化了，私有化了。

　　这些地方政府，借助司法行为，运用一种奇怪的司法逻辑，将自己首先变成一个自然人，站在私法的框架下将公民个体定罪。也就是说，当这些地方政府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于司法活动中，同时也表明自身承载的公共利益完成了私有化。维稳不再是维系一地的稳定大局，而是一个衙门内的稳定，这种稳定是以政绩的形式表现的，而这种政绩同时也能维系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稳定地工作下去。

　　事实上，“敲诈政府”的罪名，基于法理常识就可以推翻。问题不在于司法的逻辑上有何可疑之处，疑点简直是公开而明朗的。问题在于，一个法官总能根据预定的需要而适用不同的法律，给予不同的司法解释，运用不同的审判逻辑，而这种预定的需要，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维系地方政府利益，则检验着司法制度的真实面貌，更能让我们看到这种司法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是属于公众的还是一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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