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的这轮调控，释放出了要求投机者勒马收敛的强烈信号，并成为调整价值观的一个契机。这是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所表达的观点。

　　其实，节制投机行为的要求，不只适用于楼市。无节制的投资文化的幽灵，一旦徘徊于各类资产领域，则很可能成为吹大中国经济泡沫的推手。一种以交易驱动为特色与模式的经济生态，必将是脆弱、无法挡住风浪的。

　　在我们看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与条件下，有必要鲜明地提出一个观点，即节制投机者。无节制的投机行为可能是投机者个人的梦魇，也会在整体上伤害社会利益。不能让投机者主导和绑架中国经济的未来，已然成为现实命题。

　　节制投机者不等于节制资本。我们不能因为资本的某些扭曲之处，而断然认为必须对其作出节制。如果硬要谈对资本的节制，那也只能是指在竞争性领域中对国家资本的节制。一个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依赖于法治框架下的资本自由——不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就谈不上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

　　节制投机者不等于放弃发展资本市场。事实上，一个可持续的、透明、奉行“三公”原则的资本市场，恰恰是反对过度投机的。中国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很小，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是，回看中国过去2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种种案件和教训，恰恰都源于投机横行，机会主义猖獗，少数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坑害中小投资者。

　　但我们仍然认为，节制投机者，摒除盲目、非理性的投机行为，有着现实的意义。楼市中的疯狂投机行为对市场的伤害、对于推高金融风险，已经显露无遗。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弥漫于市场乃至实业界的投机文化，事实上在消解实业的基础。于是，金融服务于实业发展的本质属性被异化，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被绑架。还应注意到的是，投机行为越猖獗的时候，往往也是不法权力与资本扭曲联姻之时。

　　节制投机者，是倡导对投资本义的理性回归，是对交易驱动型经济的一种批判，是对财富良性积累机制的一种期盼。至于严惩腐败者，打击特权者，更是中国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就无须赘述了。

　　与节制投机者相对应的，是保障实干者，这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干者都是最坚实的脊梁。中国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产业结构要调整，都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需要具体的实干的人，去完成目标，去实现愿景。实干者大多默默无闻，没有华丽的名头，但就是他们，托起了一个社会大厦坚硬的构架，促进了社会的点滴进步。

　　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个严肃命题，也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命题，就是对实干者的保障不够。这个命题，既涉及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从一次分配开始，就未能体现对实干者的应有保障，则贫富差距在二次分配之后，也难以缩小。因为特权的事实存在、因为投机势力的猖獗，一些分配过程往往被扭曲、被异化，很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实干者，其合理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有效的制度去保障实干者，在社会上形成尊崇实干者的文化，都是未来可为、应为之举。劳动者光荣不只是一个缥缈的概念，而是应该在内化为人们信念的同时，也能确保实干者获得合理的回报。

　　进一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需要在呼吁节制投机者与保障实干者之外，强调鼓励创新者。现代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早就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尽管创新的意义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当今的问题在于，对于创新的实践远远赶不上认识的程度。能够有效激发创新行为的企业家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之物，至少是发扬不足。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细想，会发现过度投机行为的泛滥与实干者的保障及对创新者的鼓励之间，几近零和游戏。在实业界，一些企业家无心发展主业，而把资金导入到楼市、股市中豪赌，以求赚取“快钱”。这意味着，当投机的幽灵主导了企业家的行为之后，必然丧失的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动力，以及弥足珍贵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现象，也是上述零和游戏最生动的注解。

　　归纳言之，节制投机者，有助于人们对财富积累抱有一种平和心态，回归人生幸福的本义理解，也是对勒住中国经济未来那根绳索的松绑。而强调保障实干者与鼓励创新者，则是中国社会渴望创造未来最为基础而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