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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滩三号遥望浦江对岸，刚被授予“上海市科技功臣”的管彤贤回忆起振华重工当年扎根浦东新区的种种故事，不禁感慨万千。

　　“振华的产品能够走向76个国家和地区，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这与当年落户浦东分不开，”振华重工原总裁管彤贤说，“当年企业能够享受大量的优惠政策，那时候没有钱，只能靠减免税收赚一些钱，当时的领导们也非常重视企业的成长，振华的落户，也是应时应运。”

　　当初“从零开始”的振华重工在浦东这片热土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8%。

　　如今，历经20年开发开放的浦东新区，也已经成为吸引更多企业落户的“磁场”——从基础性开发走向功能性开发，扩容后的新浦东正在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主战场和核心区，也正在加速前进的途中求索新的突破。

　　本报记者获悉，日前，一份在浦东新区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报告已经上报高层，但目前仍在研究讨论阶段。一位熟悉该项工作进程的知情人士透露：“发展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相关方案都在这份课题报告中有所探讨，关键还是看有关部门的协调与反馈，我们再做进一步考虑。”

　　功能性开发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忆及当年浦东走过的历程，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们就为浦东开发开放做足了功课，这也是练内功和统一思想的过程。”

　　与上世纪80年代南方沿海特区的开发开放不同，上海走的是一条新路，也是在探索改革试验区发展的道路上，面向世界打出的一张王牌。

　　“整个80年代，我们一直去深圳，包括去海南，看南方特区的改革，后来明确提出了浦东的对外开放要针对远洋、欧美地区，面向全世界，引进500强企业，因此，浦东在改革开放上的引领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万曾炜说。

　　万曾炜坦言，当时上海的思路是不找中央要钱，而是要功能性开发的政策。“当时我们向中央提出来，能不能建证交所，能不能让浦东土地有偿使用，能不能让外汇交易中心建在上海，要的都是这些政策，现在回头再看，恰恰是这些东西，给浦东带来了持续增长。”

　　根据上海地方志中有关浦东开发的相关资料记载：1991年，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政策实施，已有12家外资银行上海分行和两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先后获准开张，八家中资金融机构在浦东新区开设分行(公司)。

　　核心区加速跑

　　万曾炜认为，事实上，浦东开发开放对于引领全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实现要素市场化”，带来了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

　　然而，当年对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究竟搞什么，却经历了一番取舍。“浦东当时有造船、纺织工业的基础，有人提出其他工业，电子呀、机械呀，也可以往浦东迁，还有一种思路就是要发展第三产业，搞金融和贸易。”万曾炜说。

　　1992年2月4日，杨尚昆在新春联欢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上海在短时期内恢复和发挥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杨尚昆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使浦东开发、上海建设上新台阶。”

　　随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多功能的国家级开发区相继启动运行，浦东新区也逐渐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前沿阵地。

　　1995年3月，30余位专家、学者在浦东川沙一家宾馆里，经过三天三夜的“头脑风暴”，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提交中央，申请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外资先行先试，进行开放。

　　这份报告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批示后，又完善形成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务院“61号文件”，从而奠定了浦东对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基础。

　　自此，浦东新区可以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保险公司，外资银行也可以在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

　　浦东在“先行先试”的进程中也逐渐走向改革的深水区，一系列新政落户也成为浦东产业升级、功能拓展的动力之源，浦东开始“加速跑”——2005年，浦东成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去年3月，国务院又提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战略，浦东成为承载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区。

　　“‘两个中心’政策落地给浦东带来了新的活力，先行先试，只要你想得到，没有做不到，这是中央给上海最大的‘红包’。”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许培星说，“浦东应该放下历史的包袱，寻求新的突破。”

　　求索新突破

　　许培星曾经担任上海市港口管理局局长、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多年，在他看来，上海建设金融、航运中心已经到了“很重要，很关键”的时间节点。

　　“航运中心的建设，我们不在乎箱量，不在乎码头，我们的箱量足够成为航运中心的标志，”许培星说，“但是，我们的航运服务、航运融资不行，航运中心的建设要不断在质量上提升。”

　　浦东新区区长姜樑也坦言，航运中心的建设、金融中心的建设现在也碰到一系列问题，也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来突破一些瓶颈。

　　事实上，上海市委、市政府也一直关注整合后的浦东新区如何实现“二次创业”，尤其是如何承载“四个中心”主体核心功能区建设的目标。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谈及上海发展面临的一些难点问题时也坦言：“我们上海跟香港、新加坡最大差距不在于进出口额上，也不在集装箱标箱上，在于离岸金融落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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