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与城市的对话展开，人们便很难继续保持事不关己或功利的态度，而是开始学习，去体会这座城市的温热与悲凉

　　上

　　海申博成功，这几年我们看熟了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语。世博园开张运营，向八方来客展示由各种创意打造的美好城市形象。

　　官方网站上有着这样响亮的定义："这将是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生逢盛会，作为城市主体，上海人不只满足于做猎奇的参观者，而已经意识到，现实为人们想象城市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契机。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从此角度切入，组织了一场讨论，倡导大家以主人姿态，检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新构想better city。这一活动得到《新世纪》周刊的关注与支持。

　　在此，我们与《新世纪》周刊文化编辑徐晓一起，从40多篇笔谈中选出7篇，在与作者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在此发表。这组短文都是从经验事实入手，娓娓道出作者的观察和认识。恰如一些城市理论有助于规划论说者的思路，画出一个"应该"的城市，这里的文章更多地是通过充分带入感性经验，激活心底的记忆，在经验的断裂与接续之处、错位与重叠之中，摸索重构意识的途径。

　　这组笔谈中包含着许多"问号"--疑问、质问或者反躬自问,都是生活途中的路标，标示出寻找better city的方向与困境。讨论令我们对"合理生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很显然，一旦与城市的对话展开，人们便很难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继续保持事不关己或功利的态度，而是开始学习，去体会这座城市的温热与悲凉。

　　

　　 本文特约编辑 王晓明 冷嘉

　　姓名：蔡斌

　　年龄：39岁

　　身份：任教于苏州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

　　活在超级城市

　　很多东西你不喜欢并不一定说明它不可救药。你没必要也不可能拥抱城中的一切

　　□ 蔡斌 | 文

　　我在上海先后生活过14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里弄生活和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生活。大概是今年1月底最近一次来上海，沿着四川路从虹口公园一头走到苏州河，这一带曾是孩童时盘桓嬉戏之地。尽管带着浓浓的怀旧情绪，事实上已很难在街边的风貌和残存的印象之间找到可印证的过往。

　　苏州的历史学者顾颉刚曾有过"层层累积"的史观。一个有年头、有规模的城市文明之所以经常是歧出的、复杂难解的，正由于它在时间与空间上或隐或显、或增或减的层层叠加。如果要讨论上海，前提是要承认，这是一个方圆有限却拥有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你不能用要求花园城市、卫星城市或是像苏州古城这样"窝逸"城市的眼光来打量它。

　　上海太庞大了。举凡社会组织、人员构成、生活模式、交流往来诸方面存在着太多的异质性，而城市本身仍在快速地生长，仅凭个人好恶也许不足以对这个城市给出明确的判定。在一个超级城市，很多东西你不喜欢并不说明它重症缠身，不可救药。你没必要也不可能拥抱城中的一切，重要的是，你总能找到受用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的价值。

　　我读过《纽约简史》和《巴黎城市史》，最初曾遗憾于两部书的作者均未能提供清晰的解读城市的思想脉络，只有一堆被串在时间链上的具象。其实不概括、不定性对于超级城市是合适的，更何况上海还是一个正处于成长期的超级城市。我也喜欢读保罗·奥斯特笔下的布鲁克林区，丰富的、迥异的、互相包容的、至少是互相容忍的众生相，正是定型的超级城市呈现出的一个特质。人们常提到的"纽约的活力"，恐怕也并不总是和文明中最清晰、最璀璨、最有秩序的那部分相联。

　　姓名：刘佳俊

　　年龄：24岁

　　身份：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09级硕士研究生

　　找一个喜欢

　　上海的理由

　　上海之所以为上海，应该有自己的理由，而不是邯郸学步地试图成为另一个巴黎或者东京

　　□ 刘佳俊 | 文

　　1998年我从杨浦区拆迁到浦东，从内环迁出到外环，从私房住进公房，兴奋而怅然，悲喜莫辨。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心态，在90年代末的那几年里，绝大多数住在私房里的普通上海人只要经历了拆迁，就一定会经历这样的心态。

　　曾经的石库门所剩无几，让这些原先对于上海人而言还是活生生的现实顿时变成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四处林立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金融中心需要的不是诗情画意的记忆或历史，而是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外商来投资和开发，因此上海的地图上星星点点出现了一个个商业中心，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五角场......各个商店每逢过年过节就打出"跳楼价""大出血"之类咬牙切齿的广告，每一个商店里的东西都像是不要钱一样，吸引所有人杀气腾腾地带着钱来血拼。

　　城市建设就要保证市容市貌，小商小贩都变成了城管的打击对象，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若隐若现；新闻里号召上海人不能穿着睡衣在马路上走，与城市形象不符，也有人说上海人在陆家嘴不应该说上海话......

　　以前有"海派文化"，现在什么是上海自己的文化呢？新近出了一个叫周立波的人讲"海派清口"，眉飞色舞地告诉所有人"上海是出流氓的"，听众们哈哈哈，大有言之有理的意思。上海居然到了要靠"出流氓"来表示与众不同了，不知该高兴还是悲哀。

　　城市，有责任给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物质保障，而不是为有钱人建造物欲横流的卖场；上海，应该有之所以为上海的理由，而不是邯郸学步地试图成为另一个巴黎或者东京。上海就是上海，有自己的文化、气度和底蕴。那时候，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上海，我爱你！

　　姓名：曹柳莺

　　年龄：22岁

　　身份：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

　　假如生活

　　在别处

　　在上海，连器物都是可以培养感情的

　　□ 曹柳莺 | 文

　　小时候住的石库门，在我尚未完全懂事的时候就拆掉了；房子搬来搬去，越来越大，也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起初觉得不方便，后来连闵行也造了许多商店，最近我家旁边终于开了个大卖场，我妈一天起码要夸它三遍。

　　突然觉得对于父母一辈人来说，在城市生活一辈子，所祈求的无非是衣食住行方便。现在上海居住区和地铁互惠互利，简直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不分彼此了。大部分人，在上海落脚，最看重的，还是希望和外界有紧密的联系，和这个商品社会缠绕在一起；哪怕现在网络购物发达，现实中购物的快感是无法替代了。所以，我妈才会对家门口的大卖场反应这么强烈。

　　其实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上海变为一种抽象，一种可以像小说书那样揣在口袋里的必需品。它不用时时提醒我今天又落成了一栋摩天楼，明天要开世界级博览会，而我也不用对着从宝马车窗里飞出的橘子皮大声骂娘。我远远地离开它，摒住观看的欲望，仅仅将它当成自己最后一处落脚点，一个在所有地方都抛弃我的时候还能接纳我的空间，一个心理支援。

　　不过，方案总是太过于理想而缺乏可操作性的，痴人说梦而已。对于上海的情绪太过复杂，仅仅靠不定期旅行、闭门思过、拍案而起是无法梳理的。我的一个朋友做得彻底，搬去河南成为了一名佛教工作者。只不过，她常常在聊天中和我抱怨异乡生活的寡淡，不时怀念上海的温热甚至弧光交错。她说在上海，连器物都是可以培养感情的。

　　我想，假如我生活在别处，充其量是另一个眷恋家乡的土著吧！弄不好，被压抑的作女情怀发作，也要三天两头坐动车回上海，对于繁华的抵触不足以去除对其的归属感。

　　姓名：汤晓玲

　　年龄：39岁

　　身份：公司职员

　　12年间

　　城中迁徙

　　谁也没有规定走到哪里都必须是时尚的摩登的，不可以是质朴的安静的或琐碎的实在的

　　□ 汤晓玲 | 文

　　1997年离开嘉兴重返上海后不久，我陪着同样重返上海的哥哥去罗阳看房子。我有个大学同学已在那个小区买了房，她告诉我：上楼下楼，听到邻居们说的，没有一句上海话。从小区走回莲花路地铁站，顺便去逛了南方商城，只记得像随便一个中国县城里的大卖场一样，与这个城市的时尚摩登互不相扰。

　　最终哥哥没有租那套房，虽然地铁也很方便。他还是选择了镇宁路江苏路的老上海工房，上班需要的时间和前一套差不多，只是可以步行。接下来的12年里，像这个城市大部分新移民一样，哥哥和我各自成家、生儿育女、买房子，和自己的另一半先后成为"新上海人"，并继续在这个城市工作。

　　2009年完成新房装修，我们把家安在了闵行。这不是莘庄那个闵行，而是在江川路附近，真正的老闵行。往南2公里，过了奉浦大桥，就算奉贤了。每天早早出门，很晚回家，我能体会到的闵行生活的最大好处，大概就是安静和开阔；坏处呢，自然是--太远了。周末有朋友来，感叹完安静和开阔，品尝了母亲种在院子里的蔬菜，他们说：我也想搬到这里来，就是太远了。

　　他们恐怕不仅指上班的路程，更是因为离繁华太远了呢！可是谁也没有规定过，上海必须是怎样的，走到哪里都必须是时尚的摩登的，不可以是质朴的安静的或琐碎的实在的。我认识的普通闵行本地人，在说起"你们上海"的时候，态度是温和的，不卑不亢的。那态度里，并没有"我们也要有新天地"的急吼吼，有的倒是自在生活的享受，也有那么点"大上海"的气度。

　　12年前和我几乎同时重返上海的哥哥，在2009年选择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今年在西湖边上租一套大房子，全家都搬过去--当然，不买房。

　　姓名：罗小茗

　　年龄：32岁

　　身份：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研究员

　　电视新闻

　　与城市精神

　　有对城市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不是例行公事；有对时事的关心和理解，而不是填充堆砌

　　□ 罗小茗 | 文

　　打量上海的新闻节目，不由得让人沮丧。就拿东方台晚间6点新闻来说，决心播报整整一个小时，且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错开，不能不说是这座城市的雄心。不过，这一个小时是如何花的？

　　算一笔粗略的账：大概四分之一时间插播广告，这恐怕不是培养市民对于时事和新闻的热情的好办法。还有植入新闻中的广告，成了强迫观众接受的信息。比如哪里正在办桃花节，哪部大片一票难求，哪个品牌的展示会正在进行，哪里的商场正在打折，用很文艺的声音告诉你如何旅游、购物和休闲。

　　尽管上海台和东方台分了家，可大小灾祸的报道总是一张面孔，一样的镜头，一样的言语。两个甚至三个电视台共用一组镜头、一个记者的事情，绝不在少数。这自然让人觉得，这座城市的新闻，只是例行的公告。国际新闻的报道，一般地方台不可能有怎样的发挥，不过不等于不能取舍。当新闻里唠叨着美国某人如何大胃、一条狗怎样千里救主、一个人中了多少钱的彩票的时候，它所塑造的，往往是一个婆婆妈妈、不知轻重的城市形象。

　　一座美好的城市，应该有足以体现它的精神和气度的新闻报道。这里面有对这座城市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不是随意敷衍和例行公事；有市民们对时事的关心和理解，而不是任意的填充和堆砌。有着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追求的新闻报道，才会让城市的精神更美好。

　　惟一能够体现地方台眼光的，也就剩下了体育新闻。尽管出国肯定比在上海挪步贵得多，但是如此丰富多彩的体育新闻和赛事直播，却更有利于拢住观众的心。当这座城市中的白领们，乖乖地认领一样时尚的体育运动，宣泄自己的情绪和疯狂的时候，体育新闻的不节俭也就成了最有效率的投资。

　　姓名：徐辉

　　年龄：26岁

　　身份：企业干部

　　上海何曾

　　是我们的

　　也许既然选择了留下就该遵守游戏法则。想重新洗牌？没门！

　　□ 徐辉 | 文

　　前年冬天，租住的小区居委会的人按我的门铃，大声喊我去领社保卡。邻居阿姨突然用一口上海话和我搭腔："侬是上海人啦？"领到了社保卡，中年大叔以一种颇感伤的语调对我说："还是你们这些新上海人有前途啊！"

　　出租车司机颇自豪地跟我说，他爷爷当年从山东逃荒到上海，扛大包，卖体力，解放后做工人，辛苦了一辈子，才留下一间平房；他父亲一辈子挣下了一套房子；而他现在有三套房子。他还说，他儿子在厂里基本不做事情，事情都交给外地人做，"哎呀，你们研究生毕业怎么也才3000块钱一个月？"

　　每年回家，当亲友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在上海混好啊，赚大钱啊"，我都有一种烈士被瞻仰的感觉，崇高又悲壮。这并非是文艺青年的矫情。或许就因为这些话，我才选择留在了这个城市，宁愿把自己活成别人的一道风景。

　　不可回避的是，我越来越习惯了这里。每次返乡后会想念这里，对家乡的一切也挑剔起来。我奇怪这种感觉，惊诧自己的改变，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城市不属于我。父辈希望我们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很多人都说，家乡太远，回不去。于是我们有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有很多人说，与其抱怨，不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可我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一样，想拥有这座城市。

　　在这个城市第五个年头了。惟一自豪的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说上海话时，我会正色告诉他"对不起，我听不懂"。如果把这当做"无产者"最后的反抗，也的确是很悲伤的事情，虽然这反抗很快就会被上海人消解为一种轻蔑。

　　上海怎样才能属于我们？也许既然选择了留下，就应该遵守游戏法则，想重新洗牌？没门！

　　姓名：朱鸿召

　　年龄：45岁

　　身份：文学博士，《新民晚报（社区版）·闵行新闻》总编辑

　　家住地铁

　　莲花路站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正经历着"待组织化"精神准备与"准组织化"行为实践

　　□ 朱鸿召 | 文

　　几年前，我在沪上寻找野猪林做窝时，老婆之女友光顾还在打磨中的施工现场，给出一句酷评：这个家很野外！

　　几年后，这里已是十几条公交线与地铁的停靠点或始发站，还是规划中的要打破世界纪录的磁悬浮交通线所经之地。傍晚，从地铁站和公交车流淌出大量人群，行色匆匆，心里难免惦念着早晚两餐的柴米油盐等诸般日常人伦。弯进商场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最便捷的恰是摆放在路边的地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应有尽有。脚步不经意地慢下来，往往是路边地摊上的新款香包，时尚运动鞋，夏天的摇头微型电风扇，冬日里的坐便器棉布套，还有碧绿的鸡毛菜，冒热气的糯米糖藕......

　　也少不了吱吱哑哑不成曲调的二胡，那是一对老年盲人夫妇的乞讨；还有叮咚潇洒的吉他，高亢悠扬的唢呐，以及颇有职业水准的伤残乞讨者。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农民，白天在附近工地做泥瓦工，下班后来地铁边吹唢呐，挣几个零碎钱，以供给考进中国矿业大学的儿子学费。吹唢呐必须空腹，也很少喝水以免如厕，一般要吹到9点半左右，才回到工棚，同伴会为他预留晚饭。

　　这是极少数幸运者。其他摆摊的人要等到晚上10点半城管队员撤防后，才能安安稳稳做个小买卖。其中三分之二是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有小部分城市失业者。这里没有出现过流血事件，那是在其他地区出现的城管人员伤亡后，换来的"柔性管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标语已经写在墙上。

　　为了表达对修建磁悬浮交通线的不同意见，曾经到人民广场集体散步者，很多就是地摊的主顾们。车友会、狗友会、星星会、小区论坛等网络群体，虚拟组织，有效信息传递，社会动员，力量整合。在急速解体又迅速聚合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正经历着"待组织化"精神准备与"准组织化"行为实践，以弥补政府工作的那些缺位、越位、不到位，将政府主张化为公民意愿。

　　地铁莲花路站位于中环线与外环线之间，可以代表这座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追求目标的新城市样本。

　　

　　王晓明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冷嘉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世博会带来的不仅有好看的西洋镜，更重要的是多元的异域文化。

　　上海能否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复兴？

　　□ 许纪霖 | 文

　　十

　　年以前，有一位纽约来的资深文化人，满怀对上海的各种想像，来这座城市寻找东方的纽约。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上飞机之前，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巴黎，而没有纽约？我理解他的疑惑是：中国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二为一的北京，为什么当今的上海仅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不复是曾经的文化大都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令世界的目光云集于黄浦江两岸。世博会将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会带来文化复兴的希望吗？又是什么阻碍她至今成不了纽约，也不是法兰克福？在世博会成功举办之际，城市需要反思，我们更需要想一想。

　　

　　计划经济留下的文化垄断

　　上海文化曾经辉煌过，在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著名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东京、香港都无法与之比肩。民国年间的中国，除了学术中心在北京，报业中心、出版中心、电影中心、演艺中心、娱乐业中心统统扎根于上海，金钱加上文化，造就了半个世纪的海上风华。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建都，中央一声令下，将文化中心从上海平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还过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跃的"在京海派"，就是当年奉令进京的上海文化人。尽管如此，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无论是电影文学还是新闻出版，依然有全国"半壁江山"的美誉。我经常如此向老外这样描绘中国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云集在北京，其余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厚望，毕竟上海有这份传统和家底。20年快过去了，国际文化大都市没有见到，倒是民间的"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绕梁，不仅上海与北京的文化距离没有缩小，二线城市也赶了上来，比如广州媒体的活跃与发达，已是上海远远无法与之攀比。

　　为什么在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传统，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传统。近代文化传统形成于殖民时代，崇尚开放、自由和竞争，与国际规则接轨。上海之所以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家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恐惧竞争、垄断性经营。这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人们的心理深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国家垄断，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寻租，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远远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以电视业为例，过去有上视、东视和卫视三家，形成一定的体制内竞争。后来频道分工，圈定势力范围。出镜采访手里拿的话筒呈菱形三面，每一面都是不同的台标，记者却是同一个，晚上各新闻台的报道自然变成"同一个上海，同一种声音"。

　　不仅节目，连人才也有垄断的传统。北京、广州的媒体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体制外的民营文化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节目制作。但上海媒体内部许多重要位置，其人员皆出身于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长年累月的近亲繁殖，形成了单一、僵化的固定风格。近20年来各地英雄豪杰、名校毕业生涌入上海，占据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层，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话。愈是接近上层，外地精英愈是凤毛麟角。

　　

　　"文化在上海"与"上海的文化"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呈区域经济势头，但文化发展相反。一切以国家标准为衡量尺度、以获得国家的某某奖项作为考核部下、衡量政绩的终极目标。仿佛文化与竞技体育一样，真的有一个统一的"部颁标准"，可以在国立竞技场上分出高下。上海文化之所以丧失了地方自主性和内在尺度，乃在于国家行政意志大规模、直接地参与文化建设、决定文化资源的分配和制定文化竞赛规则。

　　希望在于文化体制的改革。一个由国营事业单位垄断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间与繁荣的文化市场。当年上海文化独步天下，乃是因为存在多元化权力空间的租界，有着混乱却自由的文化市场，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汇聚上海。如今的上海整齐划一，管理规范。水至清则无鱼，各地文化人纷纷北上，在京城安营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闻名的798艺术区最初不过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没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黄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滩上枯死。俞正声书记多次感慨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强何其艰难，其实文化问题也是一样。

　　说"上海文化滑坡"，会让一些上海人不服气，他们会拿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荣。的确，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看全球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大师网球赛、凡尔赛宫名画。特别是这次世博会，更显示出上海已经成为万国来朝的文化大码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质的，特别是西洋的、摩登的、时尚的，一律拿来主义，东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为等于生活在世界，一个流动的、橱窗一般美轮美奂的世界。不过，真正繁荣的与其说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在上海"。外来的文化愈是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苍白。

　　上海人的模仿能力强，但原创能力弱，这是一座没有根的城市，缺乏西安、北京那样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没有根不要紧，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来人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杂交的城市文化。纽约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她八面来风，中西兼容。上海文化，一字以蔽之，就是一个"海"字。海何其辽阔，何其博大，容纳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后，就不成为川，而汇合成一个文化大海。所有的地域文化和外来文明，到了上海之后，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同一个"海派"，所谓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等等。

　　今天的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生存，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华。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上海文化若不深入开放，大力吸引和留住外来文化人，她的"没有特点的特点""缺乏多元性格的单一性"将进一步恶化，最终毁了上海文化本身。

　　这几年的上海"文化危机"，另一种表现是上海话的危机。语言是存在的家，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存在于地方方言之中。多少年卓有成效的普通话推广，已经使得年轻一代上海人不会说或说不好上海话。与广州不同的是，上海话如今在公共空间被全面禁止，惟独保留的是电视台的沪语节目"老娘舅"，但其庸俗和琐碎，令稍有品味的家长们不敢让孩子观看。普通话是一种人造语言，缺乏日常生活的生动表现力，当上海小孩子习惯于使用僵硬的人造语言时，也就创造不出真正具有地方韵味的上海文化，难以与京片子文化、东北话文化、西北风文化和粤语文化相匹敌了！

　　

　　"大上海"与"小市民"

　　朱镕基当上海市长的时候，给上海人下过一个断语："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上海人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等聪明之人，见世面，会算计，浑身充满着城市人的机灵劲。

　　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上海人是最懂得时势的，识时务者为英雄。上海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历史和文化根基的现代都市，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便是顺应时势，不断求变、求新。上海人无论出国，还是到外地，适应环境的能力，永远是最强的，不会固执于某些理论的教条或传统的伦理，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生存也好，发展也好，个中的秘诀就是不断求新，求变，与时俱进。上海人很少恋旧，拘泥于传统，对新的东西、新的观念总有跃跃欲试的兴趣，总是愿意走在时代的前面，喜欢把握潮流、领导时尚。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发挥到极致，所有的文化、观念、建筑与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我在大学任教近30年，发现新一代上海出生的年轻学生，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超一流的，要么是三流的。前者是少数，他们见多识广，有宽广的胸怀，又具有理性与实干精神，如同姚明、刘翔这几张城市名片一样，即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超一流的人才。遗憾的是，大多数上海学生自小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生活环境比外地同学优越得多，胸无大志，不思上进，小富即安，只求毕业之后在上海求一个太平稳当的职业，婚房由父母首付，气象格局小得不能再小。

　　不仅学生如此，学者也是如此。上海学者大部分只关心眼皮底下、苏州河边那点琐碎小事，课题立项多为地方性主题，观点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政治永远正确，学术不知所云。今天的上海人不像他们的前辈，缺乏的是文化冒险精神。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却不偏激。城市精神中的中庸性格，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因为不偏激，不走极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气、大制作、大疯狂的传世之作，很少诞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被平面化了。在民国时代，上海文化有多元的两歧性趋向，既有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保守传统，也有波西米亚的左翼激进文化，两者形成上海历史传统中的可贵张力。如今时光岁月磨去了上海人的锐气，只剩下温吞吞的中产阶级文化。

　　这种中产阶级文化是彻底的世俗化和去政治化的，远离政治的公共领域，紧贴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上海，与时尚、休闲、饮食有关的报刊特别繁荣，办得也特别出挑，雅中有俗，俗中见雅。上海文化的主流是市井中的市民文化和洋房里的小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余秋雨和周立波是上海文化的典型代表，一个代表小资文化，另一个代表市民文化。上海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他俩身上有所体现。上海文化正出现一种虚饰化与粗俗化的趋势，余秋雨小资风格的文字，愈来愈缺乏真实和真诚，内中充斥着虚假、做作与拙劣的卖弄，然而在上海，余氏作文竟然成为语文老师倾力推荐、中小学生竞相模仿的应试范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与他的老师周柏春比较，已经失去了老上海话中那种淡淡的儒雅，而多了一点油滑气，上海人挟洋自重、自以为是的文化傲慢也在"海派清口"之中暴露无遗。

　　"大上海"，"小市民"。作为中国最大、世界一流的工商业大城市，上海假如不能像纽约那样同时成为文化大都会，恐怕永远摆脱不了世人的讥讽。世界博览会给上海带来的不仅有好看的西洋镜，更重要的是多元的异域文化。上海能否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痛下决心，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复兴呢？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繁华今昔

　　具有159年历史的世博会来到上海。它值得我们珍惜。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从此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从一个不起眼的渔村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挺进。而自1851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世博会成为工业化国家展示甚至炫耀最新技术的舞台。进入21世纪后，世博会开始转向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构建美好的城市，不仅是上海世博会关注的主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