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丑陋的中国人》时，我也是个“愤青”，我把柏杨视为同类。但是后来我不再是“愤青”了，新一代“愤青”上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过我们的旗帜，不。我发现“老愤青”与“新愤青”本质不同，前者自我批判，后者自我陶醉；前者对内，后者对外。

　　柏杨也曾是热血青年。他甚至曾经将“爱领袖”当做“爱国”，把“国”与“党国”混为一谈。他崇拜蒋中正，“七·七”国难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他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参政议政。后来他醒悟了，于是以“侮辱元首”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第二次被投入监狱，甚至被罗列了大量的罪名：“思想左倾”、“假事自诬”、“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因此被狠判了12年。这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原谅一个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犯了失误，但是不能原谅他的依附。

　　有人问柏杨的文学成就如何？我想，这问题对柏杨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已经占领了文学制高点，那就是自由、独立的思想。特别是杂文，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伪文字。他没有必要跟所谓的“文学”套近乎，跟这“文学”走得太近，倒是危险的。我特别赞同柏杨审视“礼义之邦”的毒眼：“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我甚至怀疑，所谓那些“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提倡，未必就是已经做到的事实。

　　不过我也曾腹诽过柏杨，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值得怀疑。按当今“学术规范”的标准，他的研究是偏颇的，论证是欠讲理的，结论是不客观的。这说明了我的成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成熟。但是在经历了如此“成熟”之后，看到那么多太“学术”的“学术”，我又宁可看到柏杨式的不客观，乃至不讲理、偏激。鲁迅说几千年中国历史是“吃人”，无疑是偏激的，但是对一个被强大历史惯性所裹挟的民族，对一群叫不醒的慵懒的国民，那是一种棒喝。假如鲁迅客观说中国历史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他们就会想：反正有精华，继续沉睡下去；学者们也会继续咀嚼其中的毒素，乃至咀嚼出了于丹那样的“学术”来。特约撰稿 陈希我（作家）1分2分3分4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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