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

　　4月23日凌晨两点钟，王玲（化名）还没有睡意，手里的稿纸已经被揉搓得发烫，蓝黑色的笔迹早已被汗水浸地模糊了，可王玲怎么也忘了不了纸上这个钱数：“3190000”。过了这天，她将彻底成为“房奴”大军中的一员。

　　王玲今年37岁，早已经到了有房、有车、有老公、有孩子的“四有家庭”阶段了。可由于老公常年在广州工作，他们的房子也买在了广州。最近有机会举家搬迁至北京，在北京买套房子落脚成了近一年来她家当务之急的大事。

　　4月17日“新政”（房地产调控“国十条”）发布之后，她发现往日牛气冲天的中介公司，从空调房搬到了马路上开始“站街”，原来气势汹汹的房东主动打电话推销房子，连同事小李也着急把手里的7套房子依次变卖出去。

　　王玲忍不住开始行动了，除了摇身变成“大爷”开始看房外，王玲还把自己在广州的房子挂在中介公司要求售出。但她的原则是绝不降价，只按当时最高价进行出售。然而，从那天起，王玲的电话就只接到过要求卖房的，从来没接到过要求买房的电话。

　　几天后，她看上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的价格比以前微降了1200元，王玲用尽讨价还价的本事，最后以房子不向阳、大门离隔壁邻居太近容易丢鞋等理由，又活生生的砍下去两万元。交了5万元订金后，王玲大摇大摆地走出新房。虽然北京房价没降多少，但她似乎觉得，以前那些“潜规则”已经悄然不见了。

　　由于广州的房子是她公公的名字，所以王玲并不在新政所诠释的第二套房购买人群之列。现在她需要支付40%的首付即可。用了一个星期，王玲凑足了钱打电话给房东。但接下来的对话，王玲可是闻所未闻。

　　“对不起，我不准备卖这套房了，你另找其他人吧。”房东说。“为什么，我已经准备好钱了，再说都谈好的怎么能反悔呢。”王玲说。

　　“不为什么，房子将来还会升值，现在卖给你，我就白投资了，您现在就算每平方米给我多加2000元我都不卖了。”房东说。“那你当时为啥要卖，做人要讲道理的，都是成年人，做事可要负责的。”王玲有点火了。

　　“负责就负责，我会赔给你10万元的违约金。但房子我是坚决不卖了，不好意思了。”说完房东就挂了电话。

　　原来，“新政”之后，房东的朋友都在紧急抛售房产。一个相熟的中介人员告诉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买房了，他们的收入已经降了近10倍，房价眼看就要跌下来了，让他赶快把房子卖了。而他的妻子也天天抱怨他为什么不在房价最高时卖房，那样可以多赚60多万元。在多方外围因素的刺激之下，“新政”第二天他就挂牌出售了。

　　然而，挂牌之后，他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对劲，按道理北京的房子属于绝对刚性需求，下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上网查了一下近期跌幅较大的几个城市，都是像三亚这样的旅游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几乎没有波动。这时他想起一个政府部门朋友的“忠告”：“（政府）很有可能将北京的房子升到5万元每平方米，10年工作不如一年买房啊。”

　　“本身这套房就是我投资用的，人家投资房产都能挣百万、千万的，我这样抛了太冤枉了，反正我坚信北京的房子绝不会跌，所以我劝你要买早点买，早晚会涨上去的。”房东告诉王玲。

　　临走时，房东拿出10万元现金递给王玲：“您可再别打我这套房的主意了啊。”第二天，王玲打电话给广州的中介，受到房东的影响，她也决定不卖那套房子了。不过得到中介的回答是：“您这套房想卖也卖不出去，大家都去买降价的房子了，您还是考虑降点儿吧。”

　　买房买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卖房换回一脸尴尬。王玲不明白这市场到底怎么了，她觉得自己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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