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虽然作为制度构成的理学迟至190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但对理学的批判早在清初就开始了。清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戴震以“以理杀人”，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的僵化与桎梏。及至清室覆亡，理学———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也随之陪葬。今天，理学显得格外落寞，即使儒学复兴之说甚盛，却没有人愿意复兴理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读《历史上的理学》，就显得格外必要。

　　□书评人 萧武

　　书名的译法

　　按包弼德的说法，“历史上的理学”这个译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本的英文是Neo-Confucianism，中文直译是“新儒学”，宋代的“道学”。“道学”在今天，常被称为“宋明理学”，因此，译为理学是为了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

　　众所皆知，道学在到南宋，即已歧途，后发展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历史上的理学》一书虽然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儒学在北宋复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也涉及到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史学等北宋中后期比较重要的学术流派，但主体部分只涉及南宋、元、明理学。而且，理学真正的兴盛时期也基本上就在南宋、元和明朝———清朝虽然仍是官方所承认的学派，但在学者中间已经遭遇了诸多非议，无多少发展。

　　因此，《历史上的理学》这一译法应该算是准确的。

　　“理学家”的理学史

　　关于理学的兴起，此前影响较大的研究主要来自余英时和汪晖。他们较多地强调理学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应该说，包弼德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有共通之处。

　　该书开篇，作者即论述了公元1050年时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与社会状况，而这也正是儒学复兴的外部环境。接着，作者又强调指出了理学兴起的三个前提性条件，即科举制度的确定、唐代模式被否定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随后，作者分别讨论了理学与理学家、政治、学术、信仰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包弼德的研究侧重于观察理学家的政治、社会活动与理学之形成于发展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理学研究忽视了理学本身从兴起、发展到僵化是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最核心就是理学家，是他们在具体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的思想与实践，造就了理学。

　　作为政治家的理学家

　　而传统的中国思想家，不仅仅是学者，同样也是政治家或社会实践家。理学家们的思想不仅来自对前辈学者的阐发或批判，也来自他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

　　儒学在北宋的复兴，与著名士大夫们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理学家尤其是政治家，比如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和朱子，他们都在宋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交相辉映。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的学术思想观点不同，政见也不同，他们所主导的政治取向也相异。而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思想能否延续。正如《历史上的理学》所指出的，在1069到1125年的北宋政治舞台上，王安石的新学思想始终居于政治地位，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北宋覆亡，新学也由此而走向衰落，再未复兴。

　　应当说，历史上的理学，在宋明两代，是有可称道之处的，理学的衰落，也并非全然理学之错，而定格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却僵化了，尤其是清代。

　　理学复兴需要理学家

　　理学在清代之后，受到学界的猛烈批评，今天，也有人认为，儒学发展到理学，成了禁锢思想的桎梏，所以中国才在“漫长的16世纪”失去了对欧洲的优势，沦落到被瓜分的地步。

　　理学何德何能，如何担得起如此历史重任？实际上，如果说理学确实应该为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承担责任，原因也不在于理学本身，而在于理学到了中晚明之后的僵化。对于作为整体的理学，恰恰是保证宋代中国的稳定与繁荣的思想基础，因此应予以积极评价。

　　今天，儒学也有复兴之势。作为最近一千年来中国最主要、最主流的思想，如果尚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及延续，又有谁能保证新儒家的“政治儒学”、“回到孔子”的口号，不过是对儒学与孔子的盗用呢？所以，今天要复兴儒学，最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复兴理学。只有理学复兴，儒学才谈得上复兴。

　　在该书的结尾处，包弼德说：“我相信儒学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课题，它仍旧是让我们思考现今世界状况的思想资源。儒家关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与文化如何改善人类社会与福祉的看法，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意义。同样，理学家对个人的自主性与责任的关注，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但愿有这种眼光的不止是包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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