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谢光飞欧阳艳琴

　　今年2月9日，国家工信部《稀土工业发展专项规划（2009—2015年）》（下称《规划》）草案经由江西省工信委有色工业处下达到赣州。此前，该草案曾在国家稀土会议上发布。

　　这一次，针对这份草案，赣州经贸委企业协调科凌平等人负责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送呈上级单位。

　　“规划”招致地方异议

　　“我们基本上认为，国家政策制定不太适合南方离子型稀土（产业发展）。”3月11日，凌平在他的办公室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凌平说，他们对草案的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草案中冶炼企业规模的设定不合理。“草案中要求，包头的冶炼分离企业产能要达到8000吨以上，南方冶炼分离企业产能要达到3000吨以上。”

　　他们认为，在包头，稀土矿与铁矿伴生，主要是在地表分化形成，产能达到8000吨以上是可能的，但是在赣州，整个分离行业的产能也才1万吨，普遍只有1000—2000吨，国家方面的要求不现实。

　　并且他认为，如果按产值计算，南方离子型稀土单位产值是轻稀土的3、5倍，单纯强调产量，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标准。

　　此外，包括凌平在内的赣州方面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对《规划》草案中的出口产品目录分类颇为不满。这源于草案将稀土出口目录划定为“鼓励类”、“准许类”和“禁止类”。

　　关于稀土的出口政策业内人士评价很多。一部分认为，从2007年开始的出口政策，将出口配额直接分配到了各个企业，相比之前分配到各省份已有进步。

　　但问题依然存在，一些人质疑配额的公平性，尤其是，一些本来不主要从事稀土生产的贸易商拥有了非常多的配额，这助长了配额的买卖。

　　而这次草案拟定以后，以赣州为代表的南方稀土业内人士说，南方的铽、镝、铕等产品基本上归入了禁止出口的种类。

　　“应该是‘限制’，而不应该是禁止。”包括凌平和赖兆添（赣州稀土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在内的江西业内人士这样说。

　　他们的观点是，实际上中国的稀土资源没有紧缺到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国外同样拥有稀土资源。从资源的保护角度来说，限制是必要的，但不至于到禁止。

　　“多头管理”协调难

　　作为地方官员，凌平等人有些苦恼。

　　“在矿产开采总量限制上，工信部和国土部给出的标准不一，国土部是7000吨，工信部是14000吨。”凌平说，这使得地方决策有些为难。“我们一般以国土部标准执行，但一般也会超过一些。”

　　此外，相关人士介绍，在此次专项规划的背后，有关方面对规划到底由谁执行也没有弄清——有时候，规划批到了发改委；有时候，规划又发到了工信部。

　　实际上，稀土行业的管理工作几年前是由国家发改委稀土办领导的，工业信息部原材料司副巡视员王彩凤原先就是稀土办官员，有人透露，现在的这个专项规划，几年前在发改委稀土办就已拟定，如今只是修改了少许。

　　“在这方面，发改委和工信部似乎有分歧。另外，稀土涉及到有色金属领域，有色总公司说是它的事，你像包钢，它主要从事的是钢铁也就是黑色金属产业，所以原来属于冶金部管辖，这两个单位的分歧也很大。”3月19日，曾担任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包钢稀土研究院院长马鹏起如是对本报记者说。

　　在日常管理中，与稀土产业相关的还有商务和海关部门，都涉及稀土的出口问题。

　　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四虎说：“我们的出口配额只有3万吨，但是通过日本、美国等国家生产反馈过来的数据核算，我们至少有6万吨稀土到了国外，也就是说，一半是走私。”他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海关现有的税种目录对稀土方面的规定不是很清晰。

　　与此同时，一些业内人士说，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对稀土合金还征收关税，但到今年又取消了。有人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因为，合金是稀土变相出口的一种方式。

　　“国外把合金拿来提炼稀土材料。”上述人士说。

　　安四虎等人认为，要优化稀土出口管理，使得产业发展规划更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实现稀土从单纯的采选和分离，突破到深加工和应用环节，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优化，需要高层更好的协调机制。

　　湖南省刚刚改制的经信委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企业如果有报告到我这里，我也不知道向上再往哪里报。”意思是说，当地稀土行业管理体制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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