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近日，十七位美国高层官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此次培训是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负责进行的，培训班学员均为直接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局长级”官员，包括美国商务部相关主管、陆军情报安全司令部特别行动顾问、国防部国防技术分析室部门主管、美国联邦行政学院首席运营官等。他们此次培训主要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环境的管理与决策分析等课程。

　　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培训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关注，基本还是基于一种中国式的思维，认为这些分量不轻的美国高级官员来华学习，将可能会对美国决策以及中美关系带来很大影响。事实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其决策体制决定了很多部门的政府官员对决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更多是执行；另外，这些高官对于中国体制和社会增进了解，的确是件好事，但是，高官们对于中国加深了解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中美关系，尽管美国在很多世界事务方面已经开始了合作的姿态，但是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未变过，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一样的。

　　但了解总比误解好，这种培训的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因为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产生了不小的摩擦，这只不过是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较为显眼的问题。汇率问题的胶着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很多看似可以凭着经验判断的问题，轻率判断的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的答案。已经有不少欧美学者指出，人民币升值（即使是一次性升值20%）也无助于美国扩大就业，他们认为美国希望藉人民币升值来扩大就业的想法还停留在单纯的凯恩斯时代，而今我们已身处复杂的世界。如果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问题，那么只会距离预想的目标更远。中美关系就是如此，无可否认的是，美国（以及欧洲）对中国的一些判断还停留在过去，他们中的一些论者或者政策制定者并未对中国进行过较深的了解，他们的视野是相对静态的，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矛盾油然而生。

　　奥巴马上任以来，在很多方面与新保守主义的鹰派人士背道而驰，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鸽派色彩，以至于美国一些人士甚至担心美国社会会越来越左（一些活跃的茶党人士就有这种担忧）。其实，奥巴马的做法并不新奇，它只是对外部世界变化的一种反应。热战的方式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加上经济危机的干扰，美国要想使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寻找可行的方式与途径。合作就是其中有效的一种方式。在阿富汗战争上，美国极力游说北约国家派兵参与；在金融监管方面，奥巴马也知难而上，不放弃与欧洲的艰难磋商；甚至对拉美，奥巴马也开始到处派遣官员出访。

　　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近日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华盛顿再也不能对全世界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在入不敷出的同时做出这种尝试实属愚蠢行为。须知，《国家利益》一贯的立场是明显支持鹰派的，尽管它不如《旗帜周刊》那样作为判读美国政策的风向标，但是它能够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表明了已经有不少人对鹰式做法的失望与放弃。在很多场合，如果美国需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合作的方式可能更有效。

　　一些美国人也意识到中国的一些特质，比如像美国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临危不乱，顺利地避免了衰退；再如中国动员式的社会模式决定了中国政策制定以及制定的效率较高，雪灾、地震等灾害发生后，举国救灾的模式成功地实现了及时救人与快速重建；此外，在国际事务上，中国人惯于以一种平和的中庸思维去应对棘手事务，倾向于推迟对棘手事务的决定，以留有余地和弹性的争取空间，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国也倾向于以和平磋商解决一些争议性问题。美国要想解决诸如朝鲜、伊朗等问题，就必须学习一些中国式思维，并争取与中国的合作，争取这些弹性空间。急吼吼的小布什是注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这些或许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质，以及很多指导实际行为的原则与信条，美国人并不了解，如果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要争取中国的合作，就必须了解。如果他们想在中美关系中游刃有余，也必须加深了解中国。对于中国来说，依然需要不卑不亢，低调谦敏。在国内不断主动积极寻求各领域的改革动力；在中美合作的领域，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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