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教授在第5期“读书讲坛”上提出

　　精彩语丝：

　　我们处于不确定性已成为常态的环境中。

　　30年中国撬动世界的四个杠杆为：用学习换机遇、用成本换市场、用创新换认同、用速度换资本。

　　真正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本土化，是“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

　　如果我们因为过去的辉煌而错失未来，那才是真正的遗憾。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了扩大读书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原由广州市委办公厅主办的“读书讲坛”从第5期起由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本期活动邀请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春花教授作了题为《应对变化 获致成功》的讲座。活动开始前，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凌伟宪会见了陈春花教授并就推动广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关于未来竞争

　　不确定性成为常态

　　我们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已成为常态的环境中。一个统计表明，1912年排名前100位的跨国企业，到1995年，有49家被收购、破产或被收归国有，31家仍生存，但已不再是前100强，只有20家仍是前100强的企业。可见，要想长期保持领先对任何企业都是一个挑战。

　　赢取未来的竞争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信息时代许多重大商机都要求融合各种技术和资源；第二，要求企业能够提供强大的网络解决方案，必须在更宽广的范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网络也就是全球的概念；第三，信息时代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面对不确定性是企业必须具有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个人和组织能脱离环境独立成长，在未来的竞争中，对我们最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变化。包括如何理解环境、影响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何理解机会、如何获得增长的能力，等等。

　　关于认识变化

　　价值增长应成新模式

　　陈教授认为，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用3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这四个阶段。广东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也必须在四个阶段中成为排头兵，前两个进程广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后两个进程，长三角已经领先于我们。这同时也说明，环境变化了，广东需要及时根据变化做出调整。

　　陈教授认为，30年中国撬动世界的四个杠杆为：用学习换机遇、用成本换市场、用创新换认同、用速度换资本。四大杠杆帮我们在30年中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不过未来的30年如果还用这些，可能就会被淘汰，我们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找到新的推动力量和因素。

　　发展依赖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把握并顺应环境发展的趋势；第二，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全球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的环境变化趋势。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是国际运作规则，要懂得“国际”的内涵——文化的问题、政治的发展、市场的运作、竞争生态的改变等等。中国不能再依赖于规模增长、投资增长和劳动力的单纯的增长，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即价值增长。

　　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本土化

　　陈教授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西方价值观为什么这么容易影响世界，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则不行，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不能长驱直入，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被世界接受，所以TCL、明基在欧洲投资会以失败而告终，而华为树立了“破除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国际化、破除了狭隘的华为自豪感就是职业化、破除了狭隘的品牌意识就是成熟化”的理念，则在海外获得成功。

　　真正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本土化，是“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对企业来说，就是适应当地环境、实现当地采购、聘用当地员工。当姚明踏上NBA征途时，中国庞大的市场就和NBA连接在了一起。沃尔玛85％的货品通过国际供应商设在中国的厂家和中国本地的厂家进货。家乐福的成功是基于管理技术上的本地化。

　　目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而我们如果出国还是只能找中餐馆，连别国的饭菜都吃不下的话，谈何适应环境，谈何全球化？一定要融入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全球化。

　　关于应对变化

　　须有全球思维和危机意识

　　世界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要获得发展，最重要的是信息、产业、技术，而不再是商品，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

　　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全球化的六维是金融领域、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技术、环境保护。要应对未来和全球化的变化，必须在这六个方面具备基本的能力和影响力。

　　陈教授认为，变革创新是应对变化最重要的能力。而“变”是唯一不变的东西。

　　陈教授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辨证思维、形象思维、宏观思维和过去未来式思维，而应对环境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要具有全球思维。全球思维具有系统性、创造性、打破边界和价值追求的特点。

　　危机意识是面对变化、持续成长的根本。陈教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乐观的民族，但成长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最好的企业往往是一直认为自己离破产只有180天之遥的那一个，并非是说企业真正破产，而是指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就是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有别于虚假的紧迫感。虚假的紧迫感是一种赶任务的假繁荣，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制造大量的书面文件，快速地在原地打转，运行不善，全无目的……这些往往是无效行动，会影响人们利用关键的时机处理问题。它与“真正的紧迫感”的区别在于：前者起因是“焦虑、愤怒和沮丧”，后者的起因是“志在必得，尽力争取成功”的必胜信心。

　　陈教授说，变化不仅仅是呼应国家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而是环境真的变了。如果我们因为过去的辉煌而错失未来，那才是真正的遗憾。最后，她以达尔文的话作为结束语和大家共勉：“一个物种存活：不是因为最聪明，不是因为最有能力，而是对变化反应最快！”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谭敏

　　图/本报记者高鹤涛

　　演讲嘉宾：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广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副会长。陈春花教授先后发表著作20多部，其中代表作《领先之道》、《超越竞争》、《中国企业的下一个机会》、《冬天的作为》、《管理的常识》，另著有随笔集《掬水月在手》、《在苍茫中点灯》、《手比头高》。

　　问答

　　问：中国有句古话：以不变应万变，与你说的“变”有何不同？

　　答：“以不变应万变”不是指思维方式不变，而是知道外界是变化的，只是以不变的基本面应对万变的环境。“以不变应万变”首先谈的还是“变”。它与我说的“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看到了变化，差异在于基本面。我说的基本面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比如，现在我讲全球化的六个维度，以前只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

　　问：广州的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答：这个话题比较大，依我看，不仅要做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要做产业价值调整，做产业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价值转移。我认为没有传统产业、现代产业之分，也没有朝阳产业、夕阳产业之分，任何产业都有其价值，关键看能否符合环境和发展趋势。广州的当务之急是理清产业结构，接下来是产业价值的提升。

　　问：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新的民企如何在关系网中求生存？

　　答：不光是中国，有人就会讲关系。在西方，人最重要的需求是成就感、权力和亲和力，亲和力即是人情。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觉得你有价值，被大家认为值得帮助。

　　“一个物种存活：不是因为最聪明，不是因为最有能力，而是对变化反应最快！”

　　——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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