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会云

　　浦东开发开放20年，交出的答卷是一串亮丽的数字：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到2009年的4001亿元，财政收入从11亿元增长到1356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9116元和12401元。

　　数字总是显得太过冷静，但对普通上海人来说，过往却仿佛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画卷的那头走来，满怀厚重的感慨。

　　有感慨的，肯定有杨周彝——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的一个朋友。杨周彝现在还记得，自己一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住在新华路上的中国银行公寓，那里是高档住宅，但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布局混杂，隔壁就是五洲药厂，居民身上都沾染了一股难闻的异味。

　　有感慨的，应该还有王林。她1994年考入复旦大学读书，火车站和五角场的破旧，尤其是看到同宿舍的上海女生，全家三代五口挤在一间房子里吃喝拉撒的时候，她曾经那么难以接受，眼前的大上海和自己的想象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异。

　　但一切都在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了站在外滩，吹着黄浦江上的风，感受陆家嘴迎面扑来的都市气息，那个曾经陈旧的上海，早已远去。

　　4月16日午后，坐在外滩3号6楼，看着落地窗的对面，沐浴在久违阳光中的陆家嘴，李佳能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如果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就很难知道浦东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佳能，原浦东新区政协主席、浦东开发办副主任，被称为“老开发”。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

　　《中国新闻周刊》曾引用过《上海财政税务志》的记载：从1959~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

　　与此对应，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于是，就有了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说，这说出了当时上海人心里的委屈。

　　文章说老基地好比老母鸡，不能杀鸡取蛋，而应当养鸡生蛋，如今“老母鸡”已经生了31年的蛋，毕竟有点“乏力”，需要有所“休整”，一旦调养好了，一定能下更多更大的蛋。

　　那些老上海人，心头一定还留存着1987年陆家嘴轮渡码头踩踏事件、1988年甲肝大爆发的惨痛记忆，这是这座得了贫血病和鼓胀病的城市，不堪重负后的结果。

　　上海开始将目光投向远方，是东进（浦东）、南下（以金山石化为核心的南部）还是北上（江湾、吴淞和宝山一带）？最终，目标一致了，那就是东进，开发浦东。

　　东西联动

　　不过，在此后进行的不少调研中，上海逐渐意识到，“声东击西”不仅无法解决浦西的城市功能重塑，而且在没有浦西的城市功能依托下，浦东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开发。

　　于是，浦东的定位逐渐清晰：要把上海整体经济中适合浦东的功能放过去，推动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上海经济功能的重建。

　　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东西联动，是浦西和浦东被界定的关系，这也在此后浦东开发开放的宗旨中被浓缩成“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16个字。

　　以浦西支持浦东，在浦东部分基础设施建成之前，浦西原有的港口码头、机场、通讯设施、供电供水等都有效地为浦东开发所利用。同样，围绕浦东“退二进三”，浦西很多老企业如贝尔、大众等都将扩充外资、更新技术迁移到浦东，以谋求更大发展。浦东发展中需要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资金、贸易等各种经济要素都来自于浦西。

　　也正是因为高起点的“走向世界”定位，浦东从开发之初就站在地球仪边上确定了金融、贸易、高科技先行的产业战略，组建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大国家级开发区，“使得上海的经济功能更加完善，从单纯的制造业到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海整体经济结构有了很大的跃升。”上海社科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苏宁说。

　　1990年的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提出了转型构想，他还作了这样的说明：

　　——过去上海的企业都是依靠国内资源、完全面向国内市场的，今后要将重点同时放在国内、国外方面，要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并转向国际市场。

　　——过去的工业采取的是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的粗放型发展，今后将向以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精密型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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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刘小龙曾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表示，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大规模地替代了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核心技术工艺、核心元器件、核心集成系统和核心装备，这也是上海转型的一个缩影。

　　率先探索土地空转

　　浦东承担国家战略开发开放，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生产要素市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

　　让上海港务集团财务总监方怀瑾印象深刻的，是浦东率先探索的土地空转。为解决新区成立时开发资金不足的难题，新区率先成立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家开发公司，只给每家办公经费200万元，同时由财政局按照土地出让价向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将支票背书后，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交给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再将从开发公司得到的出让金（支票）收入全部上缴给财政部门。

　　此后，依据这种创新做法，浦东几大开发公司作为土地开发组织的主体，根据区域功能性质编制规划，划分地块，将“生地”转化为“熟地”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并运用转让的收入进行再投入、再转让，直到区域建成。

　　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土地空转制度基本结束时，浦东共计空转出让了土地88.6平方公里，占同时期土地出让总面积的80%左右。政府的资本投入达61亿元人民币，使开发公司吸纳200多亿元的土地合资开发资金，120多亿元的土地转让收入，吸引800多家中外资房地产公司和总量400多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资金，为整个浦东的开发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怀瑾称，上海1995年推出了一系列推进国企改革的政策，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就是借鉴浦东改革的。也包括土地空转这个政策，一下子激活了国有存量。

　　“之前国有土地都是国家划拨的，这种土地无法进入市场变现，土地空转不仅使得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大下降，还把那部分资源价值短时间内爆发出来，这个对于后来的浦西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影响非常大。”而且，方怀瑾说，不仅是存量活跃了，要素市场也形成了。

　　“现在外高桥港区一共是6期，16个码头泊位中11个是我们和外资合作开发的。如果没有浦东这种全球视野的全方位的开放，我相信无论浦东还是浦西，这20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方怀瑾说。

　　浦东开发之初，GDP总量为60.24亿元，当时的目标是，争取10年后即2000年达到200亿元，而实际上，2000年浦东GDP已经接近1000亿元。

　　改变城市建筑千篇一律格局

　　在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浦东的城市功能也得以提升，并进而带动了整个上海重新以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浦东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万曾炜说，浦东开发再造上海，首先就是实现了功能分区，把金融、贸易、会展等放在陆家嘴，出口加工放在金桥，港口吞吐、物流仓储放在外高桥，高科技放在张江。“城市功能这样分，虽然现在已经是个常识，当时在全国是第一次。”

　　让万曾炜很有感触的，还有浦东的开发改变了城市建设中城市建筑千篇一律的传统格局。“浦东开发以前，无论工厂还是民居，很大一个建筑特色就是千篇一律，一张图纸要造成千上万个建筑，以前认为这样是最经济的。”

　　也就是从浦东开发开始，提出了城市设计、区域规划的概念。但是，万曾炜说，当时很多业主并不接受，一方面不相信城市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先画出来再造出来。另外，每栋建筑何必要出很多钱设计？

　　为了推动规划设计，浦东后来规定，小陆家嘴的每栋建筑都必须公开国际招标。当然，包括整个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嘴，更是融合了世界上各国设计师的智慧。这个气势恢弘的城市规划，不仅体现了浦西和浦东的结合，也体现了整个上海站在全球化起点上开发开放浦东的深意。

　　“正是很好的规划和设计换来了陆家嘴今天的形态。今天没有人再为设计费感到惋惜，没人怀疑城市是设计出来的。”万曾炜说。

　　在浦东大量的城市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也是浦东开发中得出的经验。万曾炜说，原来政府搞工业项目，或者政府自己搞一些建筑，只是到浦东开发后才明确政府就是造路、造绿地，把基础设施做好，只有这样城市才能良性发展。

　　1991年大年初四，邓小平同志来到浦西的新锦江大酒店旋转餐厅。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专门听取浦东开发汇报，并就浦东开发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思维的论述，比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等。他反复强调：“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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