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表示，美铝澳洲的声明表示，若沉重的碳成本导致其无法负担在澳大利亚进行冶铝作业，则可能会驱使澳大利亚的资源企业将其工厂开设在海外，以规避碳排放监管。

　　 这正是李来来表示中国政府需要仔细计算以避免出现的影响。“加税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因而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她对此称，碳税应具备明确指向性。“瑞典的碳税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节能减排和补贴低收入公民，因为碳税始终会加剧穷人的负担。同时，有部分欧洲国家制订了众多细致的免税优先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企业只要达到相关的能耗效率要求就能得到免税，从而令企业得到了所得税的实在减免。”

　　 她表示，瑞典的经验之所以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在于自实施碳税以来，瑞典的GDP增长了30％强，同时实现了碳排放量绝对值的下降，即达成碳排放量下降与经济放缓两者间的脱钩。同时，不单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欧洲其它国家，瑞典的就业、贸易比例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这是让人惊奇的，因为碳税的实施会促使企业对扩大生产感到冷淡，也不愿意雇佣更多员工。瑞典的创造性在于它实施的税制改革、而不是额外课税，对税项进行转移。一个做法是将劳动税转移到碳税，即降低劳动税的征收水平，因此虽然增多了碳税这一税项，但瑞典企业承受的税务成本其实大致没有变化，只是税务成本的结构产生了变化。”

　　 （覃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