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9日讯(梁梦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近日表示,一个事实上的或者隐性的G2(中美两国集团)结构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但对中国来说,G2 很不好处理,既要担负必要的国际责任,又要避免集权。
郑永年表示,在讨论国际合作问题时,尤其是带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时,很难避免G2问题。这次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就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G2不管人们喜欢是否,已经产生了。从一个能够避免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国际权力结构来说,一个事实上的或者隐性的G2 结构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今天重大的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很难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G2 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但郑永年同样表示,对中国来说,G2 很不好处理。一方面要意识到 G2 的客观存在和其必然性,但也要意识到目前的G2 在很多方面很不对称,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G2 的局限性很显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本质方面,例如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更不用是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了。”再者,郑永年认为目前的G2 过于集权,主要是美国“主导”,中国不得不“顺从”。“尤其在经济和金融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附着美国。这种依附型的关系对中国不利,对整个区域不利,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很多美国人也已经看到,这种事实上的G2 也对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构成了困难,开始对中国不满,例如提倡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郑永年认为在 G2 下,中国应当担负必要的国际责任。“和人民币的币值一样,G2 构架内中国也不可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来计算和美国关系的成本。但同时中国又不可对国际责任尤其是美国作过度的承诺。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不过度,这里的政策分寸并不好把握。”
G2 已经存在,但G2 不可过于集权。一个集权的G2 不利于中国,更不利于其他国家。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对G2 表现出了担忧。人们不想看到中美两大国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局面。
要避免集权,中国就要追求分权。郑永年认为分权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考虑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同时把政策重点放在内部建设。正如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把内部事情处理好就是承担了最大的国际责任一样。内部建设不好,就没有可持续的力量支撑这种外在的G2,甚至会被处于这个开放体系内部的另外一个国家所取代。除了内部经济结构转型,郑永年表示东亚区域主义也是中国分权的一个有效策略。“美国在东亚区域具有很大的经济影响力,但美国的行为还没有被整合进区域模式。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来看,美国还是没有考虑到东亚区域国家的利益。要改变美国的行为,就要把G2 和亚洲开放性区域主义整合起来,尤其是已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整合起来。只有从制度上整合了美国经济,美国才会有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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