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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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五老会面时，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著名论断。邓小平还第一次提出原工商业者可以重新出来办企业
◎邓小平会见五老后，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是越办越火，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办了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1979年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创办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来据一些研究民营企业的人认定，这家企业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
◎“五老火锅宴”后，荣毅仁深感“知遇之恩”，使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角色，使“中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
五老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业中名声显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在“文革”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见到邓小平时，五老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向邓小平提出要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上午9点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小平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敬问候，就坐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和五老中的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都有些耳背，所以沙发的摆放也很特别，不是围成一个大圆圈，而是两排面对面靠得较近。
小平同志开宗明义道：“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正是这次与原五位老工商业者的谈话，后来被称为著名的“五老火锅宴”（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网站《五老火锅宴》一文，作者寿乐英）。现在民建、全国工商联的档案中都保留着当时的谈话记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正是依据这份记录整理而成，并在工商界间传为佳话。当时在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有：乌兰夫、纪登奎、陈慕华、谷牧等。
五老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业中名声显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在“文革”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胡厥文84岁，曾是上海机械大王，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临时小组负责人。
胡子昂82岁，曾是钢铁大王。早在1938年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有联系。先后担任重庆华西公司总经理、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华康银行董事长。兴业公司是西南首屈一指的托拉斯公司。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五老中年纪最小的是荣毅仁，时年63岁。曾有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和红色资本家之称。荣氏家族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954年5月，荣毅仁在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时，正式提出公司合营的申请，1955年正式公私合营。1956年荣毅仁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就公私合营问题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报喜。在陈毅元帅的提议下，1957年1月，荣毅仁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五老中年纪最大的是周叔弢，时年88岁，原天津水泥大王，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五老见到邓小平时，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向邓小平提出要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他们都向邓小平谈了工商界人士对摘掉这样一顶帽子的理由，古耕虞还递交了书面申请。古耕虞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为大陆上原来的资本家摘掉帽子，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是日期还未定。如果再拖两年，工商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显得更迟了。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对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决不是为我个人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提的。过去我口头或书面向领导陈述过多次了。”（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网站《五老火锅宴》一文）。
邓小平耐心地听取了五老的建议，并代表党中央明确地表态，他对五老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上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主要内容。到1956年上半年结束时，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被定为资本家的86万人中，有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有16万原工商业者（即资本家）的成分也一律改成为干部或工人。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束，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但是，后来由于“左”的错误，尤其是“文革”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曾被摘掉的资本家的帽子，又重新戴在原工商业者的头上，使他们长时期处于被改造和被随时随地批斗的境地。
也正是由于邓小平与五老的这次谈话，5天后，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座谈会。在会上，乌兰夫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决定对“文革”时期查抄财物、扣减薪水、占用私房、人事排挤、福利不公等错误做法予以纠正和重新落实政策。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更加明确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劳动者”，这对原工商业者来说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这为资本家既摘了帽，同时又给予很高的“政治”礼遇。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为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
在与五老会面时，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的著名论断。三中全会后，刚刚摆脱“左”的干扰，百废待兴。邓小平在与五老谈话中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搞经济建设，邓小平是求贤若渴，他深知，原工商业者与资本主义有着广泛的联系。
这些谈话无不温暖着五老的心。今天看来，这些谈话仿佛很平常，但在当时，这是非同小可，让戴着“资本家”帽子的人去当经理、当顾问，要用有管理经验的人，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话对五位“老资本家”来谈，对长期受打击、受排斥、受批判、受管制的原工商业者来谈，显然就非同寻常。
邓小平在与五老的谈话中，还提出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问题。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用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资，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由于五老在海外有广泛的社会关系，邓小平与五老的谈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发挥海外关系多、社会联系广的优势，动员他们的亲友回到国内来投资办企业。
此前，荣毅仁得知邓小平在与叶剑英、王震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搞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应该请荣毅仁这样有实际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当荣毅仁面对面聆听了邓小平的这些谈话后，他既激动，同时也备受鼓舞，他当即建言：“国家外汇有限，引进要快，见成效，就要好好搞生产。搞好生产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工资制度，十几年不加工资怎么能有积极性？有人说加工资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生产搞上去，通货膨胀一点还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个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现在机构，头头太多，划圈的人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关于对外开放，荣毅仁说：“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来面对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地区、各部门对引进的积极性很高，但是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阎阳生，《邓小平和“五老火锅宴”》，1999年2月25日《团结报》）。
邓小平还专门谈了荣毅仁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包括用人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也就是在这次与五老会面中，邓小平还第一次提出原工商业者可以重新出来办企业。邓小平说：“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邓小平会见五老后，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是越办越火，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办了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到1980年、1981年和1982年，一些原工商业者相继都在不同地区办了一些公司和企业。如1979年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创办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来据一些研究民营企业的人认定，这家企业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这些公司和企业有的存在到今日，并发展成知名的大企业，如中信公司，有的早已不存在了。对这样一些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公司和企业，在当时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很多后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和公司，最初不知道公司和企业怎么办，都是受到这一时期原工商业者所办企业和公司的影响，荣毅仁在当时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身边的榜样，同时，这些公司和企业也培养了一批最先知道如何做生意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自己成立了公司和企业。这一问题，被很多经济界人士和一些研究民营企业的专家学者所忽略。如各省市工商联恢复后，也相继办了一些隶属工商联的公司，虽然后来都荒废了，但也是一个实践。
2005年的深秋，10月26日，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一代巨子——荣毅仁走了。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红色资本家”，一个前所未有的“老板”。
“荣老板”，已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他独有的尊称，并成为一种对他特指的“国称”，即使是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仍爱这样称呼他。
一个昔日在上海滩“玩”过的资本家，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却和中国共产党有过50多年的交往，在和共产党的接触、合作、共事中，和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结下了千丝万缕的情谊；无论是他处在“春风得意”还是“乌云笼罩”的日子，他对共产党是跟定了再跟定，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实现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来表达他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热情。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了它，改变了它，这在荣毅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用荣毅仁先生自己的话：“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坚定地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主见跟着中国共产党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在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论是在公私合营还是赎买政策当中，他都是资本家的带头人。由于他的出身，他年轻时是开着敞篷车在上海滩飙车的富家公子，他并非天然地就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尤其在“左”的路线干扰下，他也有过痛苦、徘徊、彷徨，他也吃过苦头，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但他的爱国主义信仰始终如一。“文革”结束后，经过人生“历练”的荣老板，仍是怀着积极的“入世”的人生哲学。在采访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仁时，他们是这样评价他的：“荣老板永远是向前看，不看身后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请荣毅仁“出山”，可以说，刚刚从文革走过来的荣老板还惊魂未定。邓小平了解到之后，做出指示，全部归还荣家的财产，并追补没收期间的所有储蓄利息。中国共产党对荣家的礼遇令荣老板震惊，“五老火锅宴”后，荣毅仁深感“知遇之恩”，使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角色，使“中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
当年邓小平与五老的会面和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能忽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往来和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就是在邓小平与“五老火锅宴”后的第十一天，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这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深为感动。1月30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三，邓小平走进白宫，在卡特椭圆型的办公室里，与总统先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从而拉开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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