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上世纪初，梁启超著就《新民说》，国民精神为之焕然；100年后，熊培云结撰‘新国说’，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很欣喜在熊培云先生的新著《重新发现社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熊培云还在巴黎的时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叫思想国的网站。几年下来，我也是这个网站的老网民了。或者，更准确一些说，作为“思想国公民”，我对这网站的创建者熊培云先生心存感恩。因为一直以来，无论是在纸上，还是网上，默默受着他文字与思想上的熏陶。我这个“悲观主义者”虽自身实力有限，亦慢慢深信与执著于“温和而坚定的力量”，不再彷徨。熊培云先生在其新作中强调重新发现社会，重新发现个体的价值，厘清国家存在的意义，而我从中首先读到的却是思维之乐。

　　正是得着这些机缘，这些思维之乐，使我开始了“自我转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周遭，思考渐渐客观地触及社会的AB两面，多一些辩证与理性。不论“黑社会”有多黑，不论“坏蛋”有多坏，我们也都应当全力守住权利攻防之下的共同底线，即在关注大多数人命运的前提下，那些少数或相对弱势者也不应被我们的思维过滤掉，甚至是公众道德谴责下的个体，社会也应当确保其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也因为在强大的声势之下，他更需要捍卫自己话语权的方式与空间。对这一点，我的理解是，国家的意义更在于以它的建构与具体规则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害，以及权利的整体均衡。

　　引用英国哲学家鲍桑葵的话来说，有时国家必须加以维护的就不仅是一项权利，而是整个权利制度了。当社会大范围出现某种“备受民意谴责的现象”，其关键已不是某一个人的权利受损，而是这一体系里的权利机制已失衡，而这一失衡往往也是诱发一些人直接侵害他人权益的前提。拿我们目前仍是矛盾重重的暴力拆迁来说，令人痛心的“身体维权者”，他们以微薄的血肉之躯对抗的，显然已不只是一个个手持棍棒的城管，更有“拆迁条例”、“土地财政”催生下的无形铲车。真实的困境在于，人对抗机器，又对抗于无形。即使那些城管被阻挡，却也无法消除或避免那无形铲车对所有人的冷酷无情。也因此，熊先生强调必须保卫社会，必须为生活立法。而这背后，需要追问的正是人们成立国家的意义。

　　大约一年前，我主编的一本杂志创刊，因此采访了熊培云先生。那次采访中，他曾明确谈到国家与社会这两者的天然关系。他说，政府的角色是国家代管理者、社会协调者，而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所有者。社会比国家古老，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或者政府，不是让它来占领社会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之所以有活力，就在于政府或者国家在撤退，向社会腾出原本属于它的空间。即所谓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彻底告别“有主义、无社会”的制度之困。

　　可以说，熊先生在《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里，除了以其允厥执中，理性且深刻地给我们诠解了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外，同时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熊先生一直坚守的纯挚信念，虽然“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但“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同样，即使这些文字也无法支撑熊先生的思想体系，而保持对大千社会的思索却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乐趣。

　　熊先生的文字充满理性，同时也不乏温情。我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熊先生文字的好感甚至某种崇敬之情。无论是与身边的师友见面，还是与天各一方的网友交流，我都会在聊得很投机时提及熊先生这个人，以及他的文字。我时常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熊先生刚到法国时，他急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法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足见这一本书对他的影响。我是相信熊先生的书会影响很多人，幸运的是，从《思想国》到《重新发现社会》，不用我苦苦寻找，它们已经幸福地躺在我的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