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刘 晖

　　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了。如果说“9·11”尖利的撞击声是标志性的开始，那么其结束则是“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拖曳的漫长尾音。

　　也许是临近当下太近，历史学家还难以从现实中抽离，用另外一种眼光来打量这段刚刚过去的斑驳历史。人们无法用类似于“进步年代”、“镀金年代”还是“沸腾年代”等词语来命名，相反，无人认领的年代、无法命名的年代成为一种失语的托词。观察家们普遍意识到，这十年是如此的重要，必将改变21世纪的底色，而这十年又是如此的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这是全球权力体系漂移的十年，也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裂变的十年，更是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的十年。这是开始的结束，而不是结束的开始。

　　以恐怖主义事件开始，又以恐怖事件结束。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样的方式是如此的悖谬以至于普遍产生了一种受挫感。“他们为什么如此憎恨我们”的问题背后却是：“他们为什么还是他们，我们为什么还是我们。”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断裂：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与其把福山称之为自由民主普适主义的信徒，而把亨廷顿划为冷战思维的信守者，还不如说亨廷顿是一个更冷静的观察者：全球化并没有弥补那些基于地域、文明、宗教和族群而产生的差异。在世界是平的表面下，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未能有效地建立。无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是旷日持久的WTO谈判，抑或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争论，对于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携手共同解决，是第一个十年提出的最重要的议程之一。人类如何共处并生活得更美好，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玄学之问，而是在冰山融化时如何行动的具体考问，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再修筑各种有形无形之墙的现实之问。

　　对于全球权力体系的漂移，有观察家认为，最为显现的事实是亚洲的崛起或者说“中国世纪”的开端。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焦虑地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自身也试图解释这种崛起的内在原由。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力量的增长看起来是一个先行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ＧＤＰ已经连续多年在8％以上，而印度也是实现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美国在“零年代”的表现，按照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这十年是一个“大零蛋”：就业零增长，收入零增长，股市零增长。而关于中国的崛起一直存在着一种复调，中国崩溃论的失败之后，是高调地把中国捧上G2的神位。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这样的论调其实更值得审慎对待。有中国内部的评论者认为，中国到底能否称之为道路和模式还值得观察，但是作为一个案例其本身已经拥有丰富的切面。中国的崛起确实得益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对权利的重新确认的结果，但是中国在增长过程中本身也需要克服诸多内在的悖论，中国在GDP坐三望二之时，尤其需要警惕ＧＤＰ迷思，防止堕入发展中的陷阱。

　　相对于更为显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最深刻却不易为人觉察的，是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表面上看起来是涓涓细流，日后却是惊涛骇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生存和商业方式，不仅使得全球化内卷化的速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快，而且还改变了17世纪以来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叙述。受众产生知识，在日益抹平表面链接鸿沟的时候又形成新的社区化和部落化，以搜索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不仅在形成新的场域，也使得公共空间面临了多层的分化。从改变个体开始，向商业模式的转变蔓延，这个类似于雪崩的反应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持续进行。

　　没有如歌的行板，只有历史缝隙深处的切分音。所谓的“零年代”已经步入尾声。以赛亚·柏林在谈到20世纪时说，20世纪是人类经历的最糟糕的世纪，包含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事实，是对永久和平的嘲讽，也是地缘政治崩溃的恶果。那么，对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人们再也不能用“这是最美好的年代，这是最糟糕的年代”的空话来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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